钩虫、及时发现并治疗感染可避免疾病的发生。导致多种疾病。宠物寄生虫通过接触宠物粪便、定期打虫、皮毛等途径传播至人体，常见的包括蛔虫、预防措施包括勤洗手、清理宠物环境等。弓形虫等。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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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病毒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它们从长期寄居的宿主身上，找到了安全感的动物身上蹦出来，偶尔也有失败的时候。也就是说，病毒是从贮存宿主的身上蹦出来的。

那么什么动物是贮存宿主呢？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容易成为人畜共患病毒的贮存宿主，将病毒传播给人类。汉坦病毒通过负鼠传播给人类。拉沙热病毒也通过负鼠传播给人类。黄热病毒通过猴子传播给人类。猴痘，尽管疾病的名字看起来和猴子相关，却主要通过松鼠传播给人类。乙型疱疹病毒通过猕猴传播给人类。流感病毒通过野生鸟类传播给家禽类，再通过家禽传染给人类，有时还会在猪的身上经过某些变化然后再传播给人类。麻疹最早可能是通过养殖的绵羊或者山羊传播给人类。HIV-1病毒通过黑猩猩传播给人类。这些人畜共患病的宿主来源各不相同。但是我提到这些可怕的新病毒的一大部分以及我没有提到的其他病毒都是通过蝙蝠传染人类的。

亨德拉病毒：通过蝙蝠感染人类；马尔堡病毒：通过蝙蝠感染人类；SARS-CoV病毒：通过蝙蝠感染人类。狂犬病毒：主要通过饲养的犬传播给人类，因为与野生动物相比，疯狗将利齿咬到人类体内的机会要多，但是蝙蝠也是狂犬病毒的主要贮存宿主之一。杜文黑基病毒，一种和狂犬病毒类似的病毒通过蝙蝠感染人类。科萨努尔森林病毒寄生在几种野生动物身上，其中也包括蝙蝠，通过蚊子的叮咬将这种病毒传播给人类。埃博拉病毒：很可能也是通过蝙蝠传播的。脑膜炎病毒：通过蝙蝠传播；泰曼病毒：通过蝙蝠传播给人类；麦腊卡病毒：通过蝙蝠传播给人类。澳大利亚蝙蝠拉沙病毒的贮存宿主就是澳大利亚蝙蝠，可能你对此也不会感到惊讶。虽然通过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疾病已经很多了，让人感到有些不安，需要细细的解释，但是如果不提到立百病毒就不算完整。立百病毒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RNA病毒，引起的病情非常严重，这种病毒通过感染猪进而感染人类，而这种病毒的贮存宿主也是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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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人畜共患病的出现总是让人感到迷惑而且警醒，立百病毒的出现也不例外。1998年9月，马来西亚半岛怡宝市附近北部的一个地区的我们开始发病。这些人的症状有发烧、头痛、嗜睡和抽搐。患病者是养猪户以及从事和猪肉加工相关的人。其中一个患者是卖猪肉的，死于脑炎。12月份，北部的疾病暴发的趋势看起来逐渐减弱，在首都科伦坡西南部主要从事生猪养殖的森美兰州又出现了很多新发病例。到了这年的年底，10名工人发病，出现昏迷的症状而后死亡。虽然对这种疾病并不完全了解，政府迅速地采取措施应对。开始，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蚊子和猪。

蚊子被认为是病毒的携带者，而猪则被认为是这种病毒的贮存宿主。但是这两种动物究竟是什么病毒的携带者和贮存宿主呢？我们认为这种病毒是日本脑炎病毒。

日本脑炎病毒是马来西亚的一种地方病，也是东南亚很多地方都存在的流行病，每年导致整个地区30 000人发病。日本脑炎病毒和西尼罗河病毒、登革热和黄热病毒同属于一科。这种病毒通过携带者传播，通过蚊子的叮咬将这种病毒从其贮存宿主猪和野生鸟类传播给人类。从有些生病的马来西亚养猪场的工人身上发现的这种病毒的抗体证实这种病毒就是导致1998年疾病暴发的根源，因此日本脑炎病毒成为公众关注的目标和政府行动的对象。卫生官员开始考虑究竟要为多少人或者多少只猪注射这种疾病的疫苗。

1月初，马来西亚主要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上刊登了一则标题为“一名女孩成为森美兰州第四名死于日本脑炎的病人”的新闻。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到这名女孩的名字，她只有13岁，帮助家人从事养猪的工作。在关于这个女孩的消息下面是另外一则短消息，报道中称马来西亚卫生部部长已经命令开展一项通过伐木来消灭蚊子的行动。杀死蚊子，消灭病毒携带者，制止日本脑炎的传播，对吗？想法是对的，但是效果并非如此。一天后，这份报纸上又登出了另外一则消息“怡宝市一名女孩疑似死于日本脑炎”。这使得南部森美兰州和北部的怡宝市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3人。这个女孩刚刚开始蹒跚学步，是在家中死去的，她的家距最近的养猪场只有半英里。这则消息还称“猪是这种病毒的宿主”，当然这种病毒是指日本脑炎病毒。猪还是其他病毒的宿主吗？

猪可能也是其他病毒的宿主。一方面新闻媒体大肆报道日本脑炎病毒，政府也采取措施控制疾病，位于首都科伦坡的马来亚大学医学微生物学系的科学家们对引起人死亡的病毒是否为日本脑炎病毒却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对日本脑炎病毒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这种病毒现在的一些表现好像并不完全符合这种病毒的发病模式。除了报纸上大肆报道死亡的两名女孩以外，最近出现的患者几乎都是成年男性。这些男性都和养殖、运输和屠宰猪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这些患者当中的很多人不仅是成年男性，还是国内人，这些人在马来西亚的生猪养殖业占据了主导地位。据以前掌握的知识，日本脑炎主要感染儿童。这所大学医学微生物学系的主任，蓝赛奇教授公开宣布说，这次疾病的暴发导致的成人死亡人数过多，并不符合日本脑炎的通常表现。目前这场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也出奇的高，超过了54%。也许这是一种新型的日本脑炎病毒，比以往的日本脑炎病毒毒性更强，更容易感染成人，携带这种病毒的昆虫在公众中传播这种疾病并不那么广泛。

也许这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传播的模式与以往有所不同。好像这种疾病不是通过蚊子携带病毒进行传播的。什么样的蚊子会选择只叮咬养猪的成年国内男性呢？

与此马来西亚的猪也开始发病，出现某种家畜流行病暴发的症状。同样，我们熟悉的日本脑炎病毒也无法解释猪发病的原因，因为通常情况下，猪感染了这种病毒后不会表现出这样明显的临床症状。猪当中流行这种疾病可能使这种疾病在蚊子中间也盛行这种疾病，蚊子可能叮咬人类进而传播这种疾病，因此猪可能是日本脑炎病毒的扩大宿主和贮存宿主。感染了这种病毒的怀孕母猪就会表现出现在马来西亚的猪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而且怀疑该病为日本脑炎这种假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从事养猪业的这些工人中出现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的症状，导致脑炎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而患病的猪表现出来则是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症状。看起来这种疾病在猪群当中传播极快，很明显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发病的地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开始是在怡宝地区的大型养猪场，然后是南部的森美兰，猪开始出现咳嗽、发抖、嚎叫和呼吸困难的症状，身体虚弱而不能站立，有些还导致了死亡。

这种病毒在猪群中的致死率要远远低于在人群中的致死率。最初的症状有点像经典猪瘟热，也是由感染病毒而引起的疾病，也被称为猪瘟。但是很快我们就放弃了这种猜测。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无法解释人类患病的原因。也许是更为可怕的新型日本脑炎？在猪群的阵阵咳嗽声中，这种疾病从一家养猪场传播到另一家养猪场，我们可以听到猪的咳嗽声不断传来，心存恐惧地等待疾病的来袭。一位到访的澳大利亚专家将这种病称为“一英里犬吠状咳嗽”，他说：“因为你可以在一英里以外听到猪的咳嗽声。我们据此可以判断这种疾病已经到达这个地区。”这种病毒通过猪的喷嚏传播，也可以在将猪从一家养殖场到另一家养殖场的过程中在卡车上传播。这种病毒也能够跨越边境传播，早在1999年初，马来西亚的生猪出口到新加坡，这种疾病就使当地的屠宰场工人染病。11名新加坡人染病。在这个具备良好医疗条件的城邦之国，只有1人死亡。

我们还是不知道致病的病毒究竟是什么。马来西亚很多早期的实验室诊断都是由卫生部或者由怡宝市的一家研究所做出的。怡宝的实验室中主要诊断的是猪的样本。马来亚大学，特别是肯·蓝所在的医学微生物学系的科学家们静静地密切关注着这场危机。保罗·查是这个系的首席临床病毒学家，他的工作是使用湿实验室方法，如培养病毒和使用显微镜观察来研究病毒。萨扎利·阿布巴卡是分子病毒学家，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像艾迪·福尔摩斯那样观察病毒的基因：一串串用字母表达枯燥的代码，ACCAAACAAGGG。有一段时间，查和阿布巴卡所做的就是读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和同事聊天推测可能的情况，因为他们没有血样、组织或者脑脊髓液这些实验室诊断中最基本的原始材料。

突然之间，他们就获得了这些东西。随着疾病暴发在距首都不远的森美兰州不断继续，患者开始陆续抵达马来亚大学医学中心就诊。这些患者得到了治疗，有一些因病去世。保罗·查从3名去世的患者身上获得了样本。其中一名死去的患者是一位住在桑艾立百村51岁的养猪户。这名患者到医院的时候发烧、意识不清、左臂痉挛。6天后这名患者去世了。

查从桑艾立百村这位患者的样本中分离出了病毒，将其放在温和的实验室细胞中培养，而这种细胞最早是从一只非洲猴子的肾脏中获得的。很快，培养液中的病毒就开始对细胞造成了伤害，但又不像是由日本脑炎病毒造成的伤害。每个细胞都变大，和大的膜泡融合起来，中间还有多个核。查叫来他的同事阿布巴卡来看看这种情况。

当我到阿布巴卡位于科伦坡的办公室去拜访他时，回忆起当时看到这些细胞的情形，他说：“真是不同寻常。”我是在一次有关立百病毒的会议上见到他的，他也非常希望能和我进一步深谈。当时，保罗·查已经不在卫生部工作了，而阿布巴卡现在是医学微生物系的主任。“我们一直认为在细胞培养液中观察的东西非比寻常。”

顺理成章的是，萨扎利教授告诉我下一步就是要在先进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这个病毒。虽然细胞培养液表明了这种病毒共同行动所表现的结果，对细胞造成了肉眼可见的破坏，需要使用电子显微镜才能显示每个病毒体。“但是很不走运，当时我们国家什么地方都没有先进的电子显微镜。”大学里的那台显微镜又旧又不清楚。马来西亚在亚洲是一个实力较强的国家，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科学家，但是在某些技术资源方面仍然显得力量不足。

这个系的主任肯·蓝拜访了自己美国的老朋友，安排保罗·查到美国访问。查将一些冷冻的样本塞进背包就登上了赴美的飞机。几个小时后，他到达了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市。在CDC的卫星中心，也是虫媒病研究处，他和CDC的科学家们在一台先进的电子显微镜下一起检查了桑艾立百村那名患者的样本。他们观察到的并不是日本脑炎病毒。这种病毒看起来更像是一团纠结在一起的副黏病毒，有长丝状的RNA链，结构有点像人字形。这种病毒是马来西亚麻疹吗？还是致死率极高的流行性腮腺炎？根据对这种病毒初步的判断，查又来到了CDC位于亚特兰大市的总部，和那里研究副粘病毒的研究人员一起研究探讨。那里的研究人员通过各种实验浸泡了他的样本，观察其抗体反应，并从实验情况判定这种病毒对亨德拉抗体检测呈阳性。通过对这种病毒的一部分进行基因排序，他们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不是亨德拉病毒，这种病毒与亨德拉病毒相似，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病毒。保罗·查和他的同事们用一位51岁的养殖户所在的桑艾立百村的名字为这种病毒命名为立百病毒。这种病毒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立百脑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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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到这里出现了一个交集。马来西亚的微生物学家们得知这种疾病的暴发是由一种和亨德拉病毒紧密联系的病毒引起的情况之后，肯·蓝给澳大利亚的一位同事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嘿，我们这儿有了新发现。”这样的说法有点显得轻描淡写了。令人不安的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新发现”来自何处或者要去向何地。他希望得到专家的帮助。在研究立百病毒方面，还没有人能够称得上专家，现在还没有，但是研究亨德拉病毒的专家也许是最佳的人选了。通过中间人的协调，蓝的请求被转达给修姆·菲尔德，那位曾经在果蝠身上发现亨德拉病毒、身材瘦高的兽医。菲尔德很快准备妥当。据菲尔德回忆，他是周四得到这个消息的，下周一之前他就登上了前往科伦坡的飞机。

菲尔德加入了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小组的组长是来自CDC的一位资深专家，而小组的其他成员来自亚特兰大和其他地方共同帮助马来西亚的科学家们应对这场危机。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阻断这种病毒对人类的直接威胁。后来我和菲尔德在布里斯班的一次交谈中，他告诉我说：“那时，人类的发病率不断攀升，大概每周出现50例新发病例。因此当时阻断疾病的传染源有很大的压力，包括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他补充说，为了阻断疾病的传染源，这个团队必须了解这种病毒以及其在猪群中是如何传播的。

他们的工作从其称为“热点养殖场”的地区开始，这种疾病在这些养殖场的猪群中仍然在不断蔓延。用耳朵就可以判断出热点养殖场，这句话我是援引了菲尔德的说法，也就是指在猪群中传播的“一英里犬吠状咳嗽”。他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希望从这些病猪身上采集到样本，希望从中检测到的病毒能够和保罗·查从养猪户身上分离出的样本能够匹配上。菲尔德说“情况也如我们所愿”。他们将采集到的样本火速送往位于季隆的澳大利亚动物健康研究所，那里的同事分离出了和保罗·查分离出的病毒相匹配的病毒。证实这两种病毒匹配的最终证据来自位于科伦坡的阿布巴卡的研究团队。这一证据证明了猪正是导致人死亡的立百病毒的扩大宿主。但是这份证据并没有说明立百病毒最终可能的藏身之处。

与此马来西亚政府已经下令大规模屠宰生猪，也就是说要宰杀疾病暴发所涉及的每一个养殖场中的每一只猪，不论其是否感染了这种病毒。在发现这种新病毒之前，有些养殖场的经营者因为恐慌和不知所措已经放弃了部分的猪舍。住在某些养猪场附近的我们甚至逃离了家园；桑艾立百村成了鬼城。这场疾病暴发接近尾声的时候，至少有283人感染了这种病毒，其中109人死亡，致死率接近40%。没有人想吃猪肉、接触猪肉或者购买猪肉。猪在猪舍中挨饿而无人看管。有些猪冲出猪圈到铁路上流浪，就像寻找食物而流浪的野狗。马来西亚当时总共养殖了235万只猪，其中一半生活在受到立百病毒感染的养殖场当中，因此这时的情况就像中世纪时出现的问题一样，就像黑死病所造成的景象一样：成群染病的猪在空空荡荡的村庄中因为饥饿而横冲直撞。宰杀生猪的人，包括军队中的士兵、警察和兽医，穿着防护服，戴着手套、面具和护目镜大量涌进了乡村。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射杀、掩埋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处理这里的100多万头生猪，而且动作要快，不能使病毒传播到各处。修姆·菲尔德强调说：“杀死100万头生猪绝非易事。”

在之后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正了上述说法：要宰杀的实际上是110万头猪。他告诉我，这个错误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小数点的错误，但是如果你曾经参与宰杀那10万头猪，并将它们的尸体用推土机掩埋在坑里，你会永远记得这其中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菲尔德和这支国际团队赶在大批宰杀生猪的队伍之前也到了曾经暴发这场疾病的热点养殖场，当然那时已经热度不在了，这场疾病曾经反复感染了这里的猪群。

通过在这些养殖场幸存的生猪身上采集血样和进行抗体检测，他们发现这种病毒尽管毒性不是非常强但好像传染性极高，至少在猪的身上如此。在已经恢复平静的养殖场的猪的身上发现抗体的流行度普遍都在80%到100%之间。由此可以看出，与澳大利亚感染了亨德拉病毒的马匹相比，这里的猪对这种病毒的容忍度更高，更容易成为这种病毒的扩大宿主。菲尔德告诉我说，如果立百病毒不是人畜共患病的话，也就是说能够由动物感染给人类并导致人类死亡，可能只会成为马来西亚“养猪业减产的一个警笛”。他还说：“这样的现象引人深思啊。”

我不是非常确信这样的说法，当时也忘了问究竟是什么使他对立百病毒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菲尔德可能还想起了其他只在养殖的动物身上潜伏的人畜共患病，这些病还没有暴发，不为人知，目前对人类没有造成影响。全球各地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病毒可能正通过大规模的牲畜场来感染动物？在我们的养殖场中究竟有多少RNA型的病毒会快速进化？考虑到这样的数字，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又有多少其他像立百病毒一样的病毒正在圣城伯利恒等待着降临人间呢？

也许下一个疾病的大暴发会从马来西亚的猪圈开始，通过生猪出口船舶到新加坡，然后再通过新加坡传播到世界各地。病毒可能寄居在游客或者空姐的肺叶上，因为他们曾经在莱佛士酒店的水畔的高档时尚咖啡厅里品尝过木须肉午餐。暂时忘记果子狸吧，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规模的动物养殖业。如果人类无法确认某种病毒，那么对养殖的猪、奶牛、鸡、鸭、绵羊和山羊进行任何病毒的筛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们刚刚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正如修姆·菲尔德所说的那样引人深思那样，立百病毒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以后流行的人畜共患病可能就是现在某种畜牧养殖业“产量减少的警示”。

立百病毒还有其他的意义，只是并非这个意义那样重大但同样引人深思。其中一个意义又将我们带回到蝙蝠这个话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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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待了3周后，修姆·菲尔德得以从对猪的调查中分身出来，和一名叫莫德·尤·周哈拉的马来西亚兽医和几位其他同事一起开始寻找这种病毒的来源。这也是邀请他加入这支国际反应团队的原因所在，他在寻找和立百病毒相似的亨德拉病毒的宿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比照在寻找亨德拉病毒宿主方面的经验，菲尔德领导的小组现在将寻找病毒宿主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蝙蝠身上。马来西亚的蝙蝠种类很多，有13种果蝠和大约60种小型的食虫蝙蝠。当地特有的两种果蝠是飞狐，和澳大利亚发现的亨德拉病毒的宿主同属于狐蝠类，其体型巨大，翼幅很宽。他们将雾网竖在蝙蝠捕食和筑巢的地方附近捕捉小型的蝙蝠。在捕捉飞狐的时候，这只团队使用的方法显得有些机会主义的味道。在马来西亚，捕猎蝙蝠是合法的，所以菲尔德、周哈拉和其他捕猎蝙蝠的猎人一起进入森林，在征得猎人的允许后从捕获后装在袋子里的蝙蝠身上提取样本。有些猎人也在射杀野猪，这些研究人员就从野猪的尸体上剪下一小片样本用以检测这种病毒是否从养殖的猪身上传染给了野猪。国际反应小组的另一组研究者也从养殖的狗、老鼠、家鼩、鸡、鸭和鸽子身上采集样本。两组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对同一个紧要的问题找到 在猪圈以外的地方这种病毒究竟潜伏在何处？

野猪、老鼠、家鼩和鸟类的抗体检测均呈阴性——也就说没有受到立百病毒或者其抗体感染的迹象。有些狗的抗体检测呈阳性，可能是因为它们和患病的猪生活得太近或者吃过死猪肉的缘故；狗好像并没有传播这种病毒，没有在狗之间传染，更不要说将这种病毒传染给人类了。绝大多数蝙蝠的检测结果也呈阴性，但是有几种蝙蝠的情况例外，有两种蝙蝠的群体中感染立百病毒抗体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种类的蝙蝠。这是两种飞狐：小狐蝠和马来大狐蝠。考虑到立百病毒和亨德拉病毒之间的其他相似之处，这样的发现不足为奇，但这并不能成为蝙蝠就是这种病毒宿主的最终证据。存在抗体只能说明动物感染了这种病毒，可以代表很多的意义，菲尔德和周哈拉采集的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活的病毒。

捕捉活病毒的工作留给了保罗·查，他刚刚从柯林斯堡和亚特兰大返回马来西亚。1999年年底，在这场疾病引起的恐慌过后，在宰杀110万头猪以及这场疾病在人类中暴发的趋势得到遏制之后，查和他的团队到达了飞狐聚居的地区之一，并使用了一种新的技术。他们没有射杀、解剖蝙蝠，而是将几个大大的塑料布铺在蝙蝠栖息的地方收集到了几滴宝贵的蝙蝠尿液。在蝙蝠捕食的地点，他们也收集到了一些样本，主要是弄碎的水果样本。其中有些水果是芒果，还有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叫莲雾的水果。这种水果是一种外表普通的小水果，形状像铃铛，通常是粉色或者红色，又甜又多汁，非常解渴，孩子们很喜欢。查的团队认真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培养并得到了3份单独的立百病毒，2份是从蝙蝠的尿液样本中培养获得的，1份是从水苹果中培养获得的。分离出的病毒和人感染的立百病毒非常匹配。这就证明了飞狐是立百病毒的宿主，能够将这种病毒传染给猪进而传染给人类。

还有更多的发现。查的研究工作使设想的疾病传播的情形也显得顺理成章。这种病毒是如何通过蝙蝠传染给猪的呢？ 在猪圈边上有一棵长满了成熟果实的芒果树或者水苹果树。感染了立百病毒的蝙蝠以水苹果为食，将果肉扔掉，而已经沾染上了病毒的果肉又掉到猪圈里；猪贪婪地吃下果肉，体内带有大量的病毒，病毒在其体内繁殖并将这种病毒传播到其他猪身上；很快整个猪群都被感染，喂养猪的人也被感染发病。这种情形并非牵强附会。当时马来西亚的农业呈多样化的趋势，有市场销路的水果可以增加养殖业的收入，很多的猪圈旁边都种着芒果树、水苹果树和其他种类的水果树。立百病毒可能随着小块的甜甜的水果落到猪圈当中，猪又怎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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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采取的行动非常坚决，严格执行农业生产的规定，关闭了一些养殖场，不在水果树下修建猪圈以及迅速对公众进行了卫生健康方面的教育。警惕立百病毒！小心周围喘粗气的猪！但是完全消除这种病毒的威胁并非易事。两年后，这种病毒在马来西亚的邻国孟加拉国再次出现，这个国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猪的数目并不多。

孟加拉国特别容易暴发传染疾病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其人口密度。在5.7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生活了大约1.5亿人，使其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海拔较低，而且定期会出现洪灾，加剧了通过水传播的疾病的滋生，如霍乱、细菌性腹泻，每年导致了数万名孟加拉人的死亡。虽然患上立百病毒的患者并不多，其病毒传染的机制也并不相同，但是这种病毒在孟加拉国的出现以及这种病毒有时可以通过人传染人的这一事实引起了研究人员和健康官员的高度重视。任何通过空气高效传播的疾病都可以迅速蔓延到达卡、其他主要的城市和人满为患的乡村，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孟加拉国的这场声势浩大的传染病，除了会导致孟加拉国的居民死亡以外，也会给这种病毒提供大量的机会来更好地适应人类的宿主。

2001年4月到5月间，立百病毒最早在孟加拉国一个叫昌德浦的地方暴发，这是个坐落在孟加拉国南部低地的一个小村庄，有600个村民生活于此。13人感染此病，其中9人死亡。采集的血样证实了立百病毒的存在，然后这个问题就被人淡忘了。在孟加拉国，我们由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经常出现死亡的现象，所以这几个人的死亡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恐慌和积极的调查。这种病毒从何而来？不知道。如果蝙蝠还是这种病毒的宿主，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疾病的传播？不知道。有没有夸大宿主？不知道。我们没有考虑到猪。

几年之后，当一队流行病学家回顾此事的时候，他们发现昌德浦的这次发病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危险因素。有些病人曾经和已经发病的人生活在一起或者照顾过他们，这就意味着可能存在人传染人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很多患上此病的人曾经接触过生病的奶牛。奶牛？这些流行病学家发布了一份报告，非常谨慎、准确，希望能够找出致病的线索，在报告中他们几次提到了奶牛这种动物。如果这种病毒在马来西亚的猪身上能够大量繁殖，难道它就不能在孟加拉国的奶牛身上大量繁殖吗？有这种可能。但是奶牛究竟在这场疾病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没有确定。

2003年1月，昌德浦北部大约100英里处的瑙冈地区又暴发了疾病。这次发病的症状仍然是发热、昏迷、脑炎，需要住院治疗，致死率极高，同时无法解释病毒是如何传播到该地区的。曾经有牲畜贩子赶着一群猪经过该地区，一些感染了立百病毒的病人曾经接触过这些猪，也许这一事实对这种疾病的暴发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吧。哦，原来如此。但是报告中并没有像马来西亚患病的猪那样出现打喷嚏、气喘、行动不稳和垂死的现象，但是它们很可能已经感染了立百病毒并且具备了传染性。孟加拉国的疾病科学家还在研究第一次和第二次暴发的原因，2004年1月，又出现了第三次疾病暴发。这次暴发席卷了达卡市旁博多河对岸西侧的拉杰巴里地区的两个村庄。同样，这次患病的人数不多，只有12人患病，但是其中10人死亡。这些数据中表现出来的另外一个规律非常令人好奇：患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孩子——15岁以下的男孩。

另外一队流行病学专家赶到村子，其中包括一位叫乔·M·蒙哥马利的美国人，他曾经在CDC接受过研究生培训。这些流行病专家带着笔记本、调查问卷和放血的工具，希望能够找到发病的原因。他们进行了病例对照研究，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对照患病和未患病者行为上的差异，找到疾病暴发的原因以及其传播的途径。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活动使得我们患上了这种疾病呢？

就像其他地方的男孩一样，孟加拉国的男孩们也从事了很多危险的活动，很多这样的活动可能会使他们将脑袋摔破、胳膊骨折、溺水、被蛇咬伤、被捕或者被火车撞伤。但是究竟是哪种危险的行为会使他们染上立百病毒呢？蒙哥马利和他的同事们从中选择了几种可能性：钓鱼、打猎、接触死亡的动物、打板球、踢足球、玩捉迷藏、从地上捡水果吃。随着数据的积累，在这些可能性中，“接触死亡的动物”越发显得重要；一周前，几个生病的孩子曾经帮忙掩埋过死去的小鸡和小鸭。很明显，孩子们为死去的家禽举行了葬礼。 还有很多并没有染病的孩子也接触过死去的动物。最终证明小鸡、小鸭和奶牛都是误导的线索。发现在孟加拉国的村子里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是多么复杂了吧？不管是鸭子的葬礼还是打板球，较之健康的男孩，我提到的童年时代的游戏没有一项和感染此病的男孩子们有着更重要的联系。但是有一项活动的联系更加重要：爬树。

爬树？这个答案有点让人困惑。虽然蒙哥马利率领的团队记载了这项活动和感染立百病毒相关性很强，但是其结果无法解释为什么爬树有可能导致孟加拉国的男孩感染立百病毒。他们只能通过计算做出猜测：这项活动使男孩们离蝙蝠更近。

3个月之后，也就是2004年4月，孟加拉国的健康官员获悉又发生了一起疾病暴发。这次暴发的地点位于博多河右岸拉杰巴里地区附近的法里浦地区。与达卡地区钢筋水泥塑造出的都是繁华相比，法里浦和拉杰巴里地区则反映出孟加拉国南部泥泞的由河流冲积出的三角洲低地的风貌，两地之间只能通过很慢的渡船摆渡才能到达。道路的两侧都是稻田。棕榈树和香蕉树就像是空地上疯长的野草。法里浦地区患病的36名患者当中27人死亡。患病的患者之间存在着社会联系的这一规律引起了我们的忧虑，这种规律也出现在昌德浦的疾病暴发中：有些人是通过其他人感染上了这种疾病。一队调查人员强调说，这种人和人之间进行传播的情况，“增加了这种高度致命的病原体大规模传播的风险。在孟加拉国这样一个贫困、人口密集的国家，在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前，致命的病毒可能会迅速地传播开来”。这句话非常明智，也就是说：这种疾病可能像干草遇到野火一样，迅速地蔓延开来。

接下来孟加拉国又出现了一次疾病的暴发，也是5年当中第5次暴发，这次发生在距达卡西北大约60英里的坦盖尔地区。2005年1月就出现了12例病人，其中11人死亡。现在看来，孟加拉国好像特别受到这种致命疾病的持续青睐，每年初都会发生疾病的暴发。马来西亚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疾病暴发的情况。孟加拉国西北部边境以北的印度发生过一次这种疾病暴发的情况。世界上很多地方对立百病毒并不知晓。接下来又有一队流行病学家从达卡出发到达疾病暴发的地区，希望找到疾病暴发的原因。这只团队由史蒂芬·P·卢比率领，他是一位来自CDC的美国医生兼流行病学家，被孟加拉腹泻病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arrheal Disease Research，Bangladesh]任命为项目主管派往达卡支援此次研究，在这里他与孟加拉国卫生部的同事玛穆德·拉曼通力合作。

和蒙哥马利之前率领的团队一样，调查了当地人可能从事的危险活动——生病和死去的患者或者生病但康复了的病人所从事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是他们没有患病的邻居所没有从事的活动。他们从患者幸存的家属和朋友处得到了这种病的致死率。这个人爬过树吗？病人和健康控制组中都有人爬过树，但是这两组人中绝大多数没有爬过。这个人接触过猪吗？没有，坦盖尔地区的我们没有接触猪的习惯。接触过果蝠吗？没有，没人接触过果蝠。接触过鸭子吗？是的，但是这又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接触过鸭子。接触过生病的小鸡吗？吃过番石榴吗？吃过香蕉吗？吃过屠宰时已经生病的动物吗？吃过杨桃吗？接触过发烧、意识模糊后来死亡的病人吗？

这些问题本身就像是画笔勾勒出孟加拉国乡村生活的图景。但是这些问题当中没有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将生病和健康的人区别开来——这次关于爬树的问题也没有将这些人区别开来。只有这个团队提出的一个问题将这两类人区别开来：最近喝过生的椰枣汁吗？

喝过椰枣汁吗？嗯，喝过。椰枣汁是孟加拉国西部乡村中一种季节性的美味。这种枣汁流淌在银海枣树的叶脉中，切开树，这种汁液会流到一个精心放置好的陶罐中。像枫树的汁液一样，这种椰枣汁非常甜，很明显比枫树汁还要甜，因为不用经过几个小时的蒸煮。有些人愿意出很多塔卡来购买新鲜的生椰枣汁，塔卡可是当地很少能够见到的钱啊。收集到椰枣汁的人在附近的村庄挨家挨户地叫卖，或者像邻居家摆柠檬摊的孩子一样在路边叫卖。购买椰枣汁的人通常自己拿着杯子或者罐子。他们当场就将椰枣汁喝下或者拿回去和家人一起分享。质量最好的椰枣汁是红色的，非常甜非常清亮。这种椰枣汁很快就会发酵，上午10点之后的椰枣汁价格会直线下降，因为这时的椰枣汁就不新鲜了。椰枣汁中的杂质也会拉低其价格。你会看到，椰枣汁中的杂质还会引起其他的结果。

坦盖尔地区的调查发现患者和健康的人种的唯一区别就是：感染的患者当中，绝大多数喝过生的椰枣汁，而其没有患病的邻居没有喝过椰枣汁。这其中反映出了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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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ICDDR，B去见史蒂夫·卢比。他是个很高很瘦的男人，留着棕色短发，戴眼镜，严肃但并不高傲。他之前曾经主修哲学专业，后来转而学习医学和流行病学，然后重点关注低收入国家的传染疾病。从2004年开始，他一直待在孟加拉国，对这个国家了如指掌。他经常能够听到有些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所带来的死亡的钟声，也竭尽全力尽可能挽救这些人的生命。他的工作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普通疾病，如肺炎、肺结核、腹泻，因为这些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要远远高于立百病毒导致的死亡。比如说，细菌性肺炎每年就可以导致9万孟加拉国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细菌性腹泻每年可以导致2万名新生儿死亡。考虑到这些数字，我问卢比，为什么要将注意力转向立百病毒呢？

他说，为了谨慎起见。对病毒有所了解和对病毒一无所知，这是两种谁都无法忽视的典型情况。立百病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我们对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知之甚少。他说“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原体”，并提示说孟加拉国立百病毒的致死率大约能够达到70%。在那些幸存者当中，1/3的人有明显的神经系统缺陷。“这是一种恶性疾病。”他还说，孟加拉国已知病例中大约有一半是通过人传染人，这种疾病的发展趋势非常令人担忧，因为在马来西亚的立百病毒暴发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人传染人成为引起有些疾病暴发的关键因素，而在其他的疾病暴发中却并非如此？这种病毒究竟有多顽固？这种病毒进化成更易传染的形式的概率究竟有多大？正如我提到的，孟加拉国是一个人口密度非常大的国家，每平方公里大约生活了1 000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这些人口相对平均地分散在拥挤的乡村，收入和医疗水平低下，需要压榨仅有的自然和野生动物资源，因而使得该国极易发生已有的普通病原体引起的流行病或者由奇怪的新型病原体引起的流行病。卢比说，当然立百病毒也是他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到目前为止立百病毒引起的死亡数字并不大。

他补充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世界上没有人对这种病毒有很多的了解。“如果在孟加拉国我们不对这种疾病进行研究，这种疾病就不会得到研究了。”马来西亚仅发生过一次这种疾病的暴发。印度在2001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最近又发生过一次。他指出，算上2009年的那次疾病暴发，孟加拉国在8年中疾病总共暴发了8次。实验室研究在哪儿都可以开展，但是实验室研究不能解决立百病毒在自然界中是如何表现的这个秘密。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了解这种病毒是如何通过野生动物的宿主传染给人的，以及人是如何传染人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对此进行研究的地方。”

要了解这种病毒是如何从野生动物宿主身上传染给人的，就需要确定一个基本的参照点：宿主的身份。基于我们对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这种疾病的了解以及澳大利亚对亨德拉病毒的发现，蝙蝠理所当然就成为了我们首先会怀疑的对象，特别是飞狐。孟加拉国当地唯一的一种飞狐是一种称为大狐蝠的蝙蝠。卢比和他所率领的研究团队从早期的研究工作中了解到这种蝙蝠的立百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如果不是通过猪的传染，这种病毒又是如何从蝙蝠传染给人的呢？嗯，凑巧的是大狐蝠也喜欢喝椰枣汁。海枣树的主人抱怨晚上总能听到树上有蝙蝠飞行的声音。卢比的团队在坦盖尔地区工作之后报告说：“树的主人非常讨厌果蝠，因为它们经常从树上切开取椰枣汁的地方或者陶罐中直接去喝椰枣汁。在陶罐外面或者椰枣汁上经常漂着果蝠的排泄物。有时陶罐中还能发现死蝙蝠漂在椰枣汁中。”即使这样也没有减退我们对鲜椰枣汁的需求。

卢比的团队在坦盖尔地区调查后列出的长长的潜在危险因素清单上，饮用椰枣汁成为导致疾病的另一个假定的原因，而且研究人员几乎是出于直觉将这个因素加在了访谈的问题当中。卢比告诉我，最早到达现场进行调查的是社会人类学家，他们受到当地人的喜欢，非常低调，问的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不像流行病学家问的问题那样正式、量化。“这位人类学家说‘每个人都有饮用椰枣汁的经历’”，他是指每个人都有接触立百病毒的经历，喝的不是瓶装的椰枣汁。流行病学家随后也赶到了现场，用确凿的数据证实了这种假说。他说：“坦盖尔地区的疾病暴发使我们了解了这种疾病暴发的真谛。”回顾这种疾病的暴发过程，这个道理显得非常明显，顿悟也通常都是如此。是的，饮用鲜椰枣汁是感染立百病毒的一个绝佳的方式。

他解释了说这番话的背景。暴发疾病的孟加拉国的西部地区被认为是立百病毒带。可能因为这个地区也正好是椰枣汁带。蝙蝠分布的范围非常广，而且西部地区椰枣树长势良好，椰枣汁的价格也非常高。12月中旬开始就到了椰枣汁的收获季节，这时第一个寒冷的夜晚也被认为是孟加拉国进入冬天的标志。起开椰枣树取椰枣汁的人被称为gachis，也就是树人的意思，这个词从孟加拉语中的gach一词演变而来，这个词是树的意思。其他得到椰枣汁的人是棕榈树的主人，这些主人通常得到一半椰枣汁。这些树人非常穷，他们独立获取椰枣汁，通常是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获取椰枣汁出售只是这个季节的副业。为了收获椰枣汁，树人得爬到树上剪去树冠附近的一大片树皮并修剪成V型，他们还将空的竹管放在V字形的树皮底部把一个小陶罐系在这个空的陶罐下面。经过一个晚上椰枣汁就装满了陶罐。黎明前，树人又爬到树上取下一罐新鲜的椰枣汁。可能每棵树上他只能收集到2升椰枣汁。这就是一笔极大的财富了！如果上午10点之前他能够将2升椰枣汁卖出就可以赚到20塔卡。他把陶罐中的椰枣汁倒进一个更大的铝制容器中，将从一棵树上获得的椰枣汁、蝙蝠的粪便、蝙蝠的尿、病毒和其他树上获得的椰枣汁混合在一起，然后就去叫卖自己的产品了。有些树人对向椰枣汁中掺假感到洋洋得意。有一个树人告诉卢比的一位同事：“如果鸟从我的树上饮用椰枣汁，我觉着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鸟饮用的椰枣汁的量非常少。我也愿意宽容一点，给蝙蝠和其他动物一个饮用椰枣汁的机会。”他是宽容大度了，顾客却因此患上了立百病毒。有些树人非常在乎椰枣汁的品质，因为清亮、红色的椰枣汁比泛着泡沫、混着蜜蜂、鸟毛和蝙蝠粪便散发着臭味的椰枣汁的价格要高。

对史蒂文·卢比来说，整个调查将事情带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个实际而紧迫，一个有远见和科学意义。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他和同事找到了帮助树人将蝙蝠赶离陶罐的低成本的方法。可以用竹片编织成一个简单、成本大约只有10美分的盖子，将其放置在树上隔开取椰枣汁的地方或者盖在陶罐周围，蝙蝠就无法喝到椰枣汁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很可能比制定法律禁止获取椰枣汁要人性化。卢比告诉我，从科学的角度看，还有很多有关立百病毒的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种病毒是如何在蝙蝠群体当中生存的？这种病毒为什么会传染给其他动物？这种病毒轻易地就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还是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传播？这种病毒是最近出现的一种新的病原体，还是数千年来已经悄无声息地导致孟加拉国人死亡了？

这些问题又使人产生了新的疑问。孟加拉国自然状态的改变和人口密度的变化是如何影响果蝠、果蝠身上携带的病毒以及病毒的传染概率的？换句话说：立百病毒生态学有了怎样新的变化？卢比说为了了解更多的答案，你可以和琼·爱泼斯坦聊聊，他的答案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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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言善辩固然好，但是实践经验更加宝贵。第二天早上我和琼·爱泼斯坦离开了达卡，一路向西去河流的交叉口，进而到达孟加拉国西南部的低地地区。

爱泼斯坦是一位在纽约工作的兽医生态学家。当时，他在医学研究联合会下属的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工作。除了是兽医学博士，爱泼斯坦还获得了公共卫生学硕士，对研究大型的亚洲蝙蝠也非常有经验。他曾经在马来西亚和保罗·查一起工作过，在海边的红树林中捕捉飞狐，有时甚至要在齐胸深的海水中捕捉飞狐。第一次疾病暴发后，他所率领的团队在印度的飞狐身上发现了立百病毒存在的证据，也曾经作为多国研究团队的一员确认了国内暴发的SARS病毒的宿主就是蝙蝠。他身材高挑、健壮，留着平头，戴着菱形的眼镜，有点像高中橄榄球比赛中的四分卫，30多岁，人很严肃。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到孟加拉国来收集数据研究印度飞狐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携带和传播立百病毒的。

他还带来了这个组织最近招募的另外一名美国兽医吉姆·戴斯蒙德，爱泼斯坦将会对他进行专门的培训以找到能够传播立百病毒的像乌鸦一样大的蝙蝠。团队当中的第四名成员阿里夫·伊斯兰也是一名兽医，是孟加拉国为数不多的从事野生动物和人畜共患病研究的人，也是团队中唯一能够说流利的孟加拉语的人。阿里夫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他能够从蝙蝠的肱动脉提取血液，和当地官员协商，从当地的餐馆中订咖喱鱼。

我们清除了达卡的交通阻塞状况时，已经是早上9点左右。公交车慢吞吞地擦肩而过，就像是非常友好的大象在互相打招呼；绿色的摩托车充当的出租车在车流的间隙躲闪人群和车辆，好像生怕被挤扁。最后道路终于畅通起来。我们沿着河流继续向西行驶，终于远离了车流，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们身后，西下的太阳透过薄雾柔柔地照射着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红色的蛋黄。

我们乘坐渡轮来到了法里浦地区，在稻田地的两条水道上继续行驶，此时正值干旱季节，博多河的水位很低。我们在法里浦城稍作停留，接上那里的实地考察时需要的具有特殊技术的两名助手，披土和勾佛。这两个人的身材都不高，像赛马师一样结实而又灵活，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们断断续续地为爱泼斯坦工作，是爬树和捕捉蝙蝠的行家里手。他们捕捉蝙蝠的专业技术是从早期偷猎中习得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金盆洗手，弃恶从善了。载上他们之后，我们的渡轮掉头向南，一路上吃着橘子和辣饼干作为晚餐。我们缓缓地通过挤满了人力车、公交车和摩托车的小镇，继续向西南方向行驶，我注意到这里的私家车很少。有一群人好像专门在挖沙、装沙和运输沙子，这种沙子到处都是。此时正是这种新的水稻作物的移植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男男女女弯着腰，从河底厚厚的苗圃中挖出深绿色的幼苗，捆绑之后将其小心地移植到有水的稻田地里。在干一点的地上种着小块的其他作物——玉米、豆子、谷物——偶尔还能看到一片香蕉树或者椰子树。随着我们继续向南行进，干燥的土地越来越少。前面就是孙德尔本斯沼泽，恒河三角洲在这里变成了长满了红树林的岛屿，弯弯曲曲的河道，里面生活着鳄鱼和湿脚虎，我们没有继续前进。这里的土地不高非常平坦，地下水位很高，静水形成的水坑遍布我们经过的每个村庄和城镇。

沿途我们看到更多的海枣树，光滑的树干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条纹，诉说着在过去的年月里树人是如何从这些树木身上获取椰枣汁的。那时已经是1月中旬，正是收集椰枣汁的季节，如果我们也想喝上一杯椰枣汁正是绝佳的时机。但是我们没有喝。我从阿里夫那里得知，孟加拉国的人将这种东西叫作kajar，认为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饮料，能够杀死内脏中的寄生虫。但是得喝新鲜的，阿里夫说。将椰枣汁煮沸不仅会破坏口感也降低了医疗的功效。他小时候也喝过这种椰枣汁，是的，毫无疑问——但是现在不喝了，自从他开始研究立百病毒就没有再喝过这种椰枣汁。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一座叫库尔纳的城市，在一家不错的旅馆中找了几个房间住了下来，第二天就出门去寻找蝙蝠的栖息地，在以前的探访之旅中阿里夫已经事先对这些栖息地进行了侦查。城市的西边地势较低，水也很充足——稻田里、沟渠中、泻湖和养虾池中都有水。这里的土地通过土路与村庄相连，村子里的人和牲畜以这些土地为生，公路是沿着堤坝修建的，据推测曾经是取土坑，现在是散发着臭味的呈棕绿色的池塘。如果想在这里找到一块高地，就得靠人力来填土造地。这里还有很多的树木，但还称不上是森林，只是零散地种着一些椰子树、香蕉树、番木瓜树、罗望子树和其他几种硬木树，还有很多海枣树，我看见一个树人正在爬上一棵海枣树。他光着脚，手脚并用同时借助一个皮带爬上海枣树，就像是维奇塔中的前锋。他身上围着一块腰布，头上围着包头巾，肩上扛着一个编织的箭筒，里面装着两把长长的弯刀。旁边的路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四个红色的空陶罐，等着接从今晚的树上滴下的椰枣汁。

蝙蝠也准备好喝椰枣汁了。它们此时还在睡觉。飞狐和其他食虫的蝙蝠不同，不是栖息在洞穴、矿井或者旧建筑当中。它们喜欢在树上生活，倒挂在树枝上，就像是最奇怪的热带水果一样用翅膀包裹住身体。我们探访了4到5处蝙蝠的栖息地，抬头仔细观察着在树冠处聚集休息的蝙蝠，和当地人聊天，检查每处栖息地下面的土层，没有一处土层能够达到爱泼斯坦严格的标准。蝙蝠的数量过少，附近的树木不多，没有办法在下面支起捕捉蝙蝠的网子，或者地面上的情况不对。在一个村庄，几百只蝙蝠将栖息地建在了豆科植物的树上，蝙蝠的数量非常诱人，只是它们的栖息地下面正好是一个大大的水坑，好像是这个村子的排水坑和垃圾堆。捉到蝙蝠后，如果将网放低就会导致捉到的蝙蝠掉进水里，爱泼斯坦事先预计到了这一点，要求他进到网中将蝙蝠从网上解开以免被水淹死。他小声抱怨说，这根本不可能。我宁可冒着感染立百病毒的风险也不想尝试这个无聊的想法。

我们返回了来库尔纳的路上看到的一个地点，一个占地几英亩、周围有墙的废弃仓库。这个仓库归政府所有，曾经作为仓库存放过修路的材料。在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棚子和仓库中间，拔地而起了几棵巨大的卡罗伊树，上面倒挂着四五千只蝙蝠。很明显，这是蝙蝠特别青睐的一个栖息地，因为这些树木巨大，院墙使它们免受村庄的嘈杂和拿着弹弓的男孩子们的骚扰，每个傍晚的黄昏时分，它们都从树枝上飞下，盘旋着飞到鲁布萨河上，然后夜晚时分在库尔纳附近的村庄中拍打着翅膀寻找食物。爱泼斯坦决定了，好，就选这个地点了。

会见了当地的官员之后，一天之内，他和阿里夫就获得允许，让我们能够在深夜去探访这个废旧的仓库。爱泼斯坦说，这就是我喜欢在孟加拉国工作的原因。简单的要求、通情达理的人、迅速的行动。怀着同样的期待到国内或者印度去，你就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差异。

在晚上开始捕捉蝙蝠之前，白天 要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我们登着一个长长的快要散架的竹梯子爬上了卡罗伊树旁废旧仓库的平坦的房顶。勾佛和披土从房顶处继续向上爬。他们就像水手爬上守望楼那样灵活地爬到一棵树的高处，将一根竹竿垂直放好，让它比人的身体高出很多。竹竿的顶端是一个自制的滑轮。他们又在这个仓库的另一端的另外一棵树上也放置了这样的装置。这样艰难的攀登和索具放置完毕之后，他们就可以在两棵树中间放置一个巨大的捕捉网并控制其升降了。

当然他们爬到蝙蝠栖息的树上肯定会打扰到树上的蝙蝠。数百只的蝙蝠受到了惊扰，突然醒来飞离树木，在河上盘旋，然后又飞回到树上，又飞离开树木，就像是在巨大的空气涡流中漂浮的东西。借助白天的光亮，这些蝙蝠看上去像鹅一样大，借助上升的暖气流可以一飞冲天或者慢慢地拍打翅膀。它们飞到离我们的头顶很近的地方，它们的特点清晰可见——身体上长着红褐色的皮毛，棕色的大翅膀几乎是透明的，口鼻非常突出。虽然它们不喜欢被人惊醒，却没有表现出慌乱的迹象。这些蝙蝠非常大，很有气势。以前我在亚洲看到过果蝠，但是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飞行的蝙蝠。我当时肯定像傻子一样看呆了，因为爱泼斯坦轻轻地提示我说：“抬头看蝙蝠的时候把嘴闭上。”他提醒我说，它们可以通过尿液来传播立百病毒。

回到旅馆后，我们将闹表定在了12点半，起来之后因为要投入工作而显得十分兴奋。我们开车驶过还在梦乡中的库尔纳来到那个仓库，爱泼斯坦给我们开了一个他戏称为安全会的短会。他说负责捕捉蝙蝠的人需要戴上护目镜和皮制焊工手套，把橡胶手套戴在里面，戴上帽子，放下袖子。捉住一只巨大的蝙蝠后，要紧紧地抓住头的后面，将手指和大拇指放在它的下颚下面，这样它就不会咬伤你们了。避免被蝙蝠咬伤、抓伤。如果蝙蝠将爪子勾住了你的胳膊，将那只手抬高，高过头顶；这种动物的天性就是要向上爬，你可不想让它爬到你的脸上，对吧。披土和勾佛从网上将捉住的蝙蝠解下来，将蝙蝠交给你们。用一只手抓住蝙蝠的头，用另一只手抓住它的翅膀。用手指缝夹紧蝙蝠有力的脚踝和腕子，1、2、3、4，还得用上拇指。四个手指缝就足够抓牢蝙蝠了。相信披土和勾佛，他们肯定能够帮上忙。这就是控制飞狐的方法，这样谁都不会受伤。将每只蝙蝠放进一个枕套里——阿里夫会撑着这个口袋——系上枕套的口，系在一个树枝上，然后再来拿另外一只蝙蝠。如果被抓伤或者咬伤，我们将作为感染来处理——可能是感染了立百病毒，也可能是狂犬病毒。接下来我们用香皂清洗伤口5分钟后用氯化苯甲烃铵浸泡，这是一种万能的抗病毒药剂。紧接着，你得打上一针狂犬病疫苗。你接种过狂犬病疫苗吗，大卫？上次打疫苗时什么时候了，受体水平如何？如果感染了立百病毒，没关系，因为现在还没有立百病毒的疫苗，没有方法治疗，没有治愈的方法。我是不是说过千万别被蝙蝠咬伤，还记得吗？我们首要的原则就是第一，保证我们的安全；第二，保证蝙蝠的安全。爱泼斯坦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对待这些蝙蝠。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天谢地，他说的大部分的话都是为了提醒吉姆·戴斯蒙德，而不是提醒我。阿里夫、披土和勾佛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不必再开这样的安全短会。戴斯蒙德才是真正需要接受培训的人，而我不过是顺便看看。只要可以避免，我才不希望谁递给我一只传播立百病毒的蝙蝠呢。

就在这个仓库院墙外面另外一座空的建筑中，爱泼斯坦建起了实地的实验室。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他和他的同事凌晨时分就准备好了之后的工作中需要的设备：麻醉捕捉到的蝙蝠、从每只蝙蝠身上提取血液样本和尿液拭样、通过将输血导管进行离心过滤等分离血清、将所有的样本冷冻在液氮的托运箱中。这个实验室是水泥地面，窗户外面安着栅栏，木头桌子上铺着塑料布，门边还有一个可以对脚部消毒的装置，我们可以穿着橡胶靴子进出这个实验室。爱泼斯坦给大家分发防毒面具、安全护目镜和医用手套，我们也都穿戴妥当。他和戴斯蒙德穿上旧的罩衣。阿里夫穿的是一件新的特卫强服，就像是一件闪光的白色睡衣。爱泼斯坦轻声地叮嘱他说，可以的话再找点其他的衣服穿上，记住，这些蝙蝠都是可以用眼睛看东西的，而不是通过回声来确定地点的蝙蝠，它们可以看到你们。

戴斯蒙德戴上防毒面具，过了一会儿爱泼斯坦问道：“可以呼吸吗？”

“可以。”

“那就好。不允许你出去。这是第五条规定。”我努力地记住其他四条规定。

在戴好自己的防毒面具前，爱泼斯坦高兴地强调说：“对于新出现的病毒来说，重要的是预防。如果一旦你感染了这种病毒，没有太好的办法。”他递给我一个包好的湿巾，就像是登上飞机之后发给大家的有酒精的擦脸用的湿巾，不过这个可不是用酒精包好的湿巾而是用氯化苯甲烃铵浸泡过的湿巾。哦，谢谢。现在是凌晨2：40分，爬到仓库顶上捉蝙蝠的时间到了。

他说：“好的，大家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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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天上没有月亮。我们像《捉鬼敢死队》的角色一样摸黑出发，依次爬上那个长长的竹梯。仓库的房顶有点古怪，铺在房顶上的沥青纸已经破损、开裂、年久失修，不敢保证是否能够承受住一个人的重量。戴上的安全镜上很快就布满了从防毒面具中升腾出来的蒸汽，镜面显得有些模糊，我几乎都看不清自己在往哪儿走。更糟糕的是，我看不清这个建筑和开阔地的分界线在哪儿。我所能看见的就只有穿着特卫强服的阿里夫，他脸色苍白，就像是友好幽灵卡斯帕那样苍白甚至有些透明。好了，我们不再拿他取乐了。但是千万别分心，注意脚下的路。我意识到，第六条规定应该是不要从房顶上掉下。

蝙蝠都出去捕食了。我们只能潜伏在这里等它们回来的时候再抓住它们，就在天亮之前的某个时候。勾佛和披土已经将粘网升高就位了，黑暗中，一张精心布置的无形的大网已经在我们的头上展开，就像可以开车去看的露天电影院的屏幕一样大。我们蹲坐在房顶上等候。夜里越发寒冷——这也是我到孟加拉国有限的时间里第一次得了感冒。我躺在沥青纸铺就的房顶上，用一条很轻的毯子将自己尽量地包裹好，进入了梦乡。第一只蝙蝠在凌晨4：22分落入了我们的粘网。

头灯打开，我们一跃而起，勾佛通过滑轮将粘网放下，爱泼斯坦和披土冲上前去捉住那只蝙蝠，我踉跄着向前走了几步，躲在他们身后，眼睛因为戴着安全镜什么也看不清楚。披土将蝙蝠从网上解下来，爱泼斯坦用他交给我们的方法将蝙蝠从粘网上解下：紧紧地抓住蝙蝠的头，用指缝夹住它的胳膊和腿，扑棱、扑棱、扑棱、扑棱之后，将蝙蝠装进口袋里。收紧袋口，用麻绳系牢。很明显，被捉之后的蝙蝠就像是被捉到的蛇一样，如果放在软布袋中后更加放松。将粘网升起再次重复这一过程。爱泼斯坦的团队技术之精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捕捉到第一只蝙蝠和天亮之间，在当地的清真寺敲响祷告的钟声之前，他们又捉到了5只蝙蝠。一个晚上捉到6只蝙蝠对爱泼斯坦来说并不算满意——他希望平均能够捉到10只蝙蝠——但是对于新选定的地点来说，捉到6只蝙蝠已经不错了。调整粘网的位置和桅杆的高度都可以提高今后捕捉蝙蝠的数量。对现在来说，6只蝙蝠已经足够了。天色逐渐放亮，我们顺着梯子从房顶上下来，准备回到实验室。每个人又被分配了任务。我的任务就是别挡路，时不时地帮助他们拿着拭样。

3个小时以后，采集了血样和拭样，放着血样的管子放进了冷冻箱中，可以放走那些蝙蝠了。每只蝙蝠先饮用了一些果汁来补充用于这样的压力造成的体液流失。然后我们就走到长满杂草的院子里，站在卡罗伊树下，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从附近赶来的男人、女人和小孩。这时，爱泼斯坦戴着焊工手套，从袋子里一只一只地放飞了5只蝙蝠，他把每只蝙蝠都举得很高，这样它们就不会爬到他的脸上了。蝙蝠活动活动腿和翅膀，然后在蝙蝠开始在空中拍打翅膀的时候就轻轻松手，然后看着它飞走——我们都在看——蝙蝠的脚离开地面、慢慢地飞起来、略显疲倦地盘旋一会儿就飞走了。 在绕着这座仓库飞了一圈或者两圈后蝙蝠感到莫名的放松，几分钟后，就会找到回到原来的栖息地的路，虽然更加忧伤却更加明智，没有对它们造成太大的伤害。

放飞最后一只蝙蝠前，爱泼斯坦对聚集在此的我们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谈话，由阿里夫来翻译。他祝贺这些村民居住的村庄能有这样的好运能够生活着这么多蝙蝠，它们对果树和其他植物有所帮助，他还向他们保证他和他的同事在研究这些蝙蝠的时候好好保护了这些蝙蝠没有伤害到这些动物。然后才放飞了最后一只蝙蝠。这只蝙蝠从膝盖的高度爬升到空中然后飞走了。

后来他对我说：“这6只蝙蝠当中每一只都有可能被感染了。看上去如此。它们看起来非常健康。没有办法区分是否感染了立百病毒。这也是我们采取这些预防措施的原因。”他又将靴子放进消毒装置中，我们离开实验室的时候用村里的水泵又冲洗了一次靴子。一个小女孩递过来一块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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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一次安静的交谈中，爱泼斯坦告诉我，“关键是找到事情之间的联系，理解动物和人是如何相互联系的。”经过一整夜捕捉蝙蝠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洗过澡吃过饭，这一夜总共捉到了15只蝙蝠，并对它们进行了抚养和放飞。他说，不应该认为一种新出现的病毒或者贮存宿主是生活在真空中。疾病的传播实际上是和人类接触、互动和概率的问题。“因此也就存在着感染的风险。”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不断提到“概率”这个词。这个词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他说：“很多感染家畜和人类而且从野生动物身上发现的病毒、致病原已经在野生动物的身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们可能不会引起任何疾病，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和自然宿主共同进化。它们达到了某种适应，稳定而缓慢地繁殖，并不显眼地在宿主当中传播，获得了长期的安全保障——避免为了获得短期的胜利而在每个宿主个体中最大量的繁殖。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但是当人类打破了这种适应——我们侵犯了它们的宿主，以捕食宿主为生，将它们拽出或者推出了自己的生态系统，破坏或者摧毁了这些生态系统——我们的行动增加了风险的等级。他说：“这样的行动增加了病原体从自然宿主传播到新宿主的机会。”新宿主可以是任何的动物，但是通常称为新宿主的是人类，因为人类是其生态系统的闯入者而且数量众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爱泼斯坦说：“有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有时候病原体会寄生到新宿主身上，但是其在新宿主的身上呈良性，就像在以前的宿主身上一样。有些情况下，如果病原体不会再传播给其他人时，则会在有些人身上引起非常严重的疾病。还有些情况下，病原体在新的宿主身上取得了巨大而长远的胜利。它们发现能够在新宿主的身上站稳脚跟，而且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宿主。病原体不断进化、繁殖、延续后代。HIV的发展史就是本该不再传播的病毒继续传播的故事。

是的，我也同意，HIV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但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为什么其他的RNA病毒没有同样的潜力呢？比方说，立百病毒？

爱泼斯坦说：“没有原因。根本没有什么原因。我认为决定一种病原体能够在新宿主身上生存下来原因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巧合。很大程度上是概率。”他提醒我，由于变异的概率高，复制的概率高，RNA病毒的适应性非常强。每一次传播都为病毒提供了适应和生存下来的机会。恐怕，我们不会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有多少种动物病毒悄无声息地传染给人类。很多这样的病毒不会引起任何疾病，或者导致一种新的疾病——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卫生状况堪忧——被误诊为某种已知的疾病。他说：“关键在于病毒感染新宿主的概率越大，在遇到新的免疫系统时变异的概率就越大。”变异是随机发生的，但是非常频繁，可以将碱基对以各种各样的新的方式组合起来。“或早或晚，这些病毒中会有一种找到合适的碱基组合适应新的宿主。”

有关概率的这个观点至关重要，而且非常微妙。我从其他几位疾病科学家那里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其重要之处在于抓住了整个情况中的随机性，如果不是如此也许我们会将出现新疾病的现象浪漫化，以为新型的病毒攻击人类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爱泼斯坦轻描淡写地谈论着两种截然不同但是又互相联系的说法用以形容人畜共患病的传播：生态和进化。栖息地受到打扰、捕食动物为食、人类接触潜伏在动物宿主身上的新型病毒——这就是生态所指的内容。在众多的生物中，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人群中间和其他有机体中间，考虑其当时的变化。RNA病毒的繁殖和变异率、不同病毒菌株的成功率不同、病毒适应新的宿主——这是进化所指的内容。随着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某些有机体当中。进化当中最需要记住的是——其主要机制、自然选择等正如达尔文和他的追随者所叙述的那样——没有任何的目的性，只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如果不相信这样的说法就等于接受了带有情感色彩的目的论的谬误，而这样的说法有误导的作用。这也正是琼·爱泼斯坦希望说明的道理。他说，别认为这些病毒有特别的策略，也别以为它们对人类有恶意。“这就是个概率的问题。”这些病毒不是在追逐人类。或者说，其实是人类在追逐这些病毒。

我问道，但是蝙蝠容易成为疾病的宿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畜共患病毒——或者说看起来的这么多病毒——都是从翼手目的哺乳动物传染给人的？还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他说：“这个问题是对的，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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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什么正确答案，但是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希望找到答案。我对全世界研究新型疾病的专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是蝙蝠？其中一名专家是查理斯·H·卡利舍，一位著名的病毒学专家，最近刚刚作为微生物学教授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退休。

卡利舍1964年从乔治敦医学院获得了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因为进行经典的实验室病毒学研究而出名，这就意味着需要培养活体病毒，注射到老鼠和细胞培养液当中，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决定究竟将这种病毒放在病毒家族树的哪个位置——卡尔·约翰逊曾经在分析马秋波病毒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工作也可以追溯到比约翰逊、弗兰克·芬纳、麦克法伦·伯内特和其他科学家更早。卡利舍曾经在CDC和其他学术岗位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专注于研究节肢动物为媒介的病毒[比如西尼罗河病毒、登革热和克罗斯病毒，都是由蚊子携带]和通过负鼠传播的病毒。作为研究携带者和宿主身上病毒40多年但没有特别关注过翼手目动物的科学家，他发现自己也非常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新的疾病都是从蝙蝠身上发现的？

查理·卡利舍身材不高，带着一丝狡黠的眼光，整个职业生涯都以学识渊博、尖刻的幽默、蔑视浮夸、疾言厉色和宽容友善而著称。在我们开始严肃的谈话之前，他坚持请我在柯林斯堡一家很好的越南餐厅吃午餐。他穿着一件费舍曼的毛衣，斜纹棉布裤和远足靴。用过午餐之后，我跟着他的红色载货卡车回到位于州立大学的实验室大楼，他在这里还有几个实验计划正在进行中。他从细菌培养器中拿出一个平边的烧瓶，放在显微镜下聚焦，并说看这儿：克罗斯病毒。我看见像樱桃色的如酷爱饮料颜色一样的培养液中的猴子细胞，正在被非常小的什么东西攻击，这种东西非常小，只能通过其对培养液造成的破坏才能观察到它的存在。全球各地的人——医生、兽医——都把组织标本寄给他。卡利舍解释说，他们是要他用这个东西来培养病毒并确定这种病毒究竟是什么。好的。这种事情就成了他终身的工作，特别是寄生在负鼠身上的汉坦病毒。然后就出现这次短暂的偏离他的研究主题，他研究了蝙蝠。

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现在由于他已经退休，办公室显得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台电脑和几个盒子。他斜靠在椅子中，把脚搭在桌子上开始聊了起来：话题涉及虫媒病毒、CDC、负鼠身上的汉坦病毒、克罗斯病毒、蚊子和一个叫作落基山病毒俱乐部的兴趣小组。他所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但是他也知道我的兴趣所在，又回到了6年前他和一位同事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交谈上。这次交谈是在SARS暴发的消息后，他得知这种新型的致命冠状病毒也可以追溯到生活在国内的蝙蝠身上。他的这位同事叫凯瑟琳·V·福尔摩斯，是供职于丹佛附近的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一位研究冠状病毒和病毒分子结构的专家，这所大学就位于柯林斯堡高速公路的南边。查理用他的方式生动地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结束了这次对话。

他对凯瑟琳·福尔摩斯说：“我们应该写一篇关于蝙蝠和蝙蝠传播的病毒的综述性质的论文。这种由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真的很有意思。”

她看起来很感兴趣，但是还有一点怀疑。“在论文中我们应该写点什么呢？”

“嗯，写点这个、那个或者其他什么，”查理含糊地说。这个想法还在酝酿当中。“也许是关于免疫学的。”

“我们对免疫学有什么了解？”

查理说：“我对免疫学一窍不通。我们去问问托尼吧。”

托尼·舒恩茨是他们的一位朋友，是位于格里利的北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免疫学专家，主要从事人类和老鼠对汉坦病毒的免疫反应研究。那时，和卡利舍一样，舒恩茨也从来没有研究过翼手类动物。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年轻人，以前曾做过运动员，在大学的棒球队做过接球手。

“托尼，你对蝙蝠有什么了解？”

舒恩茨以为查理说的是路易斯维尔棒球。“它们是由灰做成的。”

“嘿，汤姆？我们说的是蝙蝠。”他做出拍着翅膀飞的姿势，和迪马乔的姿势不同。

“哦，我对此一无所知。”

“你读到过有关蝙蝠免疫力方面的东西吗？”

“没有。”

“你看到过有关蝙蝠免疫力方面的论文吗？”

“没有。”

查理也没有读到过这方面的文章——除了在蝙蝠身上发现抗体证实了病毒感染这个层次的文章，其他的文章都没有看到过。好像谁都没有关注过翼手类动物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反应这样深层次的问题。查理告诉我，“我对凯瑟琳说，‘我们写一篇综述性质的论文吧。’”“托尼说，‘你们疯了吗？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啊？’”

“嗯，她对此一无所知，你对此一无所知，我也对此一无所知。这就对了。我们不会带有任何的偏见。”

“偏见？”舒恩茨说，“我们一点这方面的信息都没有啊？”

“我说，‘托尼，这不能成为阻止我们行动的原因。’”

科学工作开始展开。但是卡利舍和他的两位朋友不打算卖弄自己的无知。他建议说，如果我们对这个或者那个领域一无所知，我们就去找对这些领域有所了解的人。他们列出了一个人名单，詹姆斯·E·查欧斯，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和狂犬病学专家和修姆·菲尔德，现在此人的名字出现在各个地方。这个5人团队成员专业互补，对蝙蝠毫无偏见，写出了一篇篇幅很长、涉猎范围非常广泛的论文。几家杂志的编辑对此篇论文表示出兴趣，但是都希望对原稿进行删减，查理拒绝了这样的要求。 这篇论文终于原封不动地发表在一个涉猎领域广泛的杂志上，文章题为“蝙蝠：新出现病毒的重要贮存宿主。”正如查理设想的那样，这是一篇综述性质的论文，也就是说5名作者并没有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他们就是将之前做过的事情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将不同的结果整理在一起，希望能够凸显出更加宽泛的模式。后来证明这样的工作非常及时。其他的疾病科学家注意到。这篇论文提供了丰富的事实和观点的摘要——事实不多，多为方向性的问题。查理告诉我，“突然之间，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他们收到了成百也许是上千个复印这篇论文的请求，把“蝙蝠：重要的贮存宿主”这篇文章以PDF文件的格式发送给全世界各地的同事。每个人都想知道——每个在这个专业领域工作的人——都想知道这些新出现的病毒和它们在翼手类动物中的藏身之处。是的，这些疾病和蝙蝠究竟有什么关系？

这篇论文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就让其他的观点引人深思：蝙蝠有很多很多种。翼手目动物有1 116种，占到了所有已知的哺乳动物种类的25%。也就是说：每4种哺乳动物当中就有一种是蝙蝠。这种多样性表明就其在哺乳动物中所占的比例而言，蝙蝠携带的病毒种类并不算多；可能它们携带的病毒和在整个哺乳动物中的比例是一样的，而这个比例看起来却大得惊人。也许每种蝙蝠携带的病毒比例并不比其他哺乳动物的这个比例高。

也许，这个比例确实要高。卡利舍和同事们在探究导致这个比例过高的原因。

除了种类众多之外，蝙蝠的数量巨大而且非常喜欢群居。很多种蝙蝠在几个巨大的聚居地生活，附近的几处聚居地总共居住着几百万只蝙蝠。这些蝙蝠有着非常古老的血统，大概在5 000万年前进化成现在的模样。这种古老的血统为病毒和蝙蝠之间互相联系的悠久历史提供了便利，而这种密切的联系可能也导致了病毒的多样性。蝙蝠的血统如果分化为两个物种，寄存在它们身上的病毒也可能随着蝙蝠的分化而发生过分化，从而产生更多种类的病毒和蝙蝠。由于蝙蝠的数量众多，尽管很多年长的蝙蝠获得了对病毒的免疫力，但是蝙蝠聚集在一起生活或者冬眠也可能有助于病毒长时间生活在蝙蝠的群体当中。还记得宿主数量临界值这个概念吗？还记得麻疹会在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迅速传播这样的事实吗？也许相对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讲，蝙蝠更容易达到宿主数量临界值的标准。蝙蝠的群体数量大，有着源源不断的易感染的新生蝙蝠从而维持病毒的存在。

这种情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病毒感染蝙蝠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康复后的蝙蝠就获得了终身的免疫力，这种情况和人类患上麻疹康复之后的情况相同。另外一种情况是病毒能够导致蝙蝠慢性、持续的感染，可能这种感染能够在一只蝙蝠身上持续数月甚至是数年。如果病毒感染能够持续，那么很多种蝙蝠种类较长的平均寿命对病毒来讲就非常有利。有些小型的食虫的蝙蝠能够生存20年或者25年。如果蝙蝠感染并且传播病毒，那么这样长的寿命就极大地增加了在一段时间内病毒传播给其他蝙蝠的概率。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R0会随着感染的蝙蝠的寿命的增加而增加。你也知道R0的值越大，对病原体的传播就越有利。

蝙蝠喜欢群居也有利于病毒的传播。至少有很多种蝙蝠冬眠或者栖息的时候喜欢聚集在一起。比如，生活在卡尔斯巴德山洞的墨西哥松尾蝠每平方英尺大约有300只。即使是养在实验室中拥挤的笼子里的老鼠都忍受不了这样大数目的同类生活在一起。如果病毒可以通过体液或者喷射到空气中的微小的液滴直接接触传播，这么多的蝙蝠生活在一起无疑会提高病毒传播的概率。卡利舍的团队强调说，如果情况和卡尔斯巴德类似，即使狂犬病也能够通过空气传播。

提到空气传播：那么蝙蝠会飞这一点也显得意义非凡。一只果蝠每晚出去寻找食物的时候可以飞行几十英里。有些食虫的蝙蝠在夏季和冬季栖息地迁徙时能够飞越800英里的距离。负鼠不会这样长途迁徙，很多大型的哺乳动物也不会如此。而且蝙蝠的活动空间是3维的而不是2维的；它们飞行的高度高，俯冲下来捕食的高度低，它们在这个高度跨度之间自由翱翔，生活的空间比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大。它们活动的宽度和深度也非常大。这是否增加了它们或者它们携带的病毒和人类接触的概率呢？也许吧。

还有蝙蝠的免疫学。即使有托尼·舒恩茨这样的合著者，卡利舍的团队只能对这个话题进行明确的判断，因为每个人对这个方面的了解都不多。他们主要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寒冷的天气是否可能压抑了冬眠的蝙蝠的免疫系统，从而使病毒能够长时间生活在蝙蝠的血液当中？是否蝙蝠身上能够中和病毒的抗体生存的时间不如其他哺乳动物身上的抗体生存的时间长？蝙蝠的血统究竟有多古老？这种古老的血统是在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经过进化到负鼠和灵长类动物的有效的免疫系统之前和其他哺乳动物分开的吗？蝙蝠的免疫系统是否有一个不同的“设定点”，从而使得病毒只要不对蝙蝠造成伤害就能够无限地复制吗？

卡利舍的团队认为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需要从新的工作当中获得的新数据。这种工作不能仅依靠分子基因学的先进工具和方法，通过电脑软件比较长长的碱基对。他们写道：

重点，有时候将全部重点放在碱基对序列的特点而不是病毒的特点上使我们走上了一条以使用病毒为代价的最佳研究之路。

这篇论文是科学家协调合作的结果，但是这句话有点像查理·卡利舍的风格。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好！我们已经通过传统的方式培养出了这些病毒。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些病毒的机制，就得观察活生生的病毒本身。这篇论文补充说道，如果我们没法这样做，“那我们就只能等值下一次灾难性的引起人畜共患病的病毒暴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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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卡利舍和这篇论文的合著者除了在文中涉及了很多宽泛的原则以外，还详细探讨了几个和蝙蝠相关的病毒：立百病毒、亨德拉病毒、狂犬病毒和与其有紧密联系的病毒、SARS-CoV和其他几种病毒。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他们还提到了这两种病毒，虽然从蝙蝠作为宿主的病毒中被小心地省略。论文发表的时候，他们提到马尔堡和埃博拉病毒时说，准确地讲“这些病毒自然的贮存宿主还没有找到”，他们的论文发表于2006年。这时，已经在有些蝙蝠身上检测出了埃博拉病毒的RNA片段，其他蝙蝠身上也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的抗体。但是仅有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没有人在蝙蝠身上发现活的线形病毒，而没有成功地从蝙蝠身上获得活的线形病毒这一事实也使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隐藏得非常好。

2007年，马尔堡病毒再次出现，这次是出现在乌干达铅矿工人中间。这次疾病暴发规模不大，只感染了4个人，其中1人死亡。但这次暴发却为获得对这种病毒的最新见解提供了一个机会，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国际医疗队的迅速反应。这4名矿工都在一个叫吉他卡山洞的地方工作，位于乌干达西南角，距离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不远。他们挖掘方铅矿，也就是含有一点点金子的铅矿石。“山洞”这个词引起了亚特兰大市CDC特别病原体处一些科学家的注意，因为他们有理由怀疑马尔堡病毒的宿主，不管这种宿主究竟是什么，可能都和山洞之类的环境有关。马尔堡病毒之前的几次暴发时的病人都有到访、工作在山洞和矿井中的经历。所以当CDC的实地考察小组2007年8月到达吉他卡山洞时，他们准备深入到地下的矿井当中去看看情况。

这个实地考察小组包括来自CDC、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日内瓦WHO的科学家。CDC派出了皮埃尔·罗林和乔纳森·唐纳、布莱恩·阿曼和瑟琳娜·卡罗，我和前两位科学家曾经见过面。供职于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鲍勃·司万坡和艾伦·坎普从约翰内斯堡坐飞机赶来，皮埃尔·科曼蒂从WHO赶来。所有的这些科学家都因为有过多次处理病毒暴发、实验室研究和实地研究的经历具有了应对埃博拉病毒和马秋波病毒的丰富经验。阿曼是一位对蝙蝠特别了解的哺乳动物学家。在CDC的一次交谈中，他向我描述了来到达吉他卡山洞的经历。

这个山洞为大约100 000只埃及果蝠提供了栖息地，这种蝙蝠也是马尔堡病毒宿主的主要怀疑对象。这个团队的成员穿着特卫强防护服、橡胶靴，戴着护目镜、防毒面具、手套和头盔，在矿工的指引下进入了矿井，这些矿工还像往常一样只穿了短裤、T恤衫和拖鞋。地上到处都是蝙蝠的粪便。矿工们一边走一边拍手驱散那些倒挂在低处的蝙蝠。这些蝙蝠受到了惊吓，成群地从山洞中飞出。这些蝙蝠的体型比较大，每只蝙蝠的翼展能够达到2英尺，虽然不及亚洲飞狐那么巨大和强壮，但是当数千只蝙蝠在一条狭窄的巷道内发出嗖嗖的声音时，还是让人心生畏惧。还没有反应过来，阿曼已经被一只蝙蝠啄伤了脸，在眉毛处留下了一个伤口。阿曼说，唐纳也受到了蝙蝠的攻击。果蝠的指甲又长又锋利。后来，由于脸上的这处伤口，阿曼还打了一针狂犬病疫苗。马尔堡病毒是当时大家关注的病毒。他想：“是的，这确实可以成为非常适宜病毒传播的地方。”

阿曼解释说，这个山洞中有几个巷道。主巷道大约有8英尺高。由于人的所有活动都在这条巷道的附近，很多蝙蝠转移了栖息地，“生活在我们称之为眼镜蛇巷道的地方”。这样的巷道比较小，有分支……

我打断了他：“这些巷道被称为眼镜蛇巷道是因为里面有眼镜蛇吗？”

他说：“是的，那里有一种黑森林眼镜蛇。”

也许是两种这样的眼镜蛇。那里是蛇类栖息的好地方，非常黑，水源充足而且有很多蝙蝠可以吃。矿工们将阿曼和唐纳带进山洞，经过一个狭窄的巷道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洞的地方，这是一个深约10英尺的煤坑，人可以顺着一根杆子进到这个煤坑中，坑底有大量的煤矿。这两个美国人沿着主巷道前行了200米后经过这个巷道来到了一个棕色、微温的湖水前。 当地的矿工开始清理巷道，唐纳和阿曼可以进行一些探索的工作。他们下到这个棕色的湖边，发现这个湖和其他3个巷道相连，而这3个巷道好像都被流水堵住了。观察这些巷道，他们看到了更多的蝙蝠。这里非常潮湿，气温比洞外高大约10~15度。他们的护目镜上水雾升腾。防毒面具由于潮湿不能提供太多的氧气。阿曼回忆说，他们喘着气、流着汗，被拉链封在了特卫强的防护服当中，感觉有点像穿着垃圾袋，现在他们感觉“胖了一圈”。湖边的这个巷道好像还向后延伸，可能和眼镜蛇巷道相连。他们不知道湖水可能有多深，湖水上方通气的空间非常有限。他们应该继续前进吗？他们决定不再前行，可能的收获不值得他们冒着不断增加的风险继续前进。他们的同事，来自WHO的科曼蒂后来发现他们在那儿，就说，嘿，伙伴们，这个洞在这儿呢。他们顺着原路爬出了山洞。阿曼说：“那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必须得出来凉快凉快。”这只是他们到吉他卡山洞的第一次探险，之后他们还会进行几次这样的探险。

后来有一天，这个团队还探索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笼子的洞室，这个洞室非常的阴森、遥远。４名感染疾病的矿工中有１名在发病前曾经在这个地方工作。这次，阿曼、科曼蒂和NICD的艾伦·坎普走到了这个山洞的尽头。这个山洞只能通过墙脚的一个低矮的洞口爬行才能进入——就像从没有关好的车库门下面进入车库一样。布莱恩·阿曼是个身高为６英尺３英寸、体重220斤的大块头，对他来讲这个洞口只能勉强挤进去。他的头盔卡在了洞口，只能将头盔单独摘了下来。他说：“进到这样的暗室里，你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几百只死蝙蝠。”

这些死了的蝙蝠都是埃及果蝠，正是科学家们非常感兴趣的动物，这些尸体干化和腐烂的程度各不相同。成堆的死蝙蝠好像是个不祥之兆，也可能使埃及果蝠可能为马尔堡病毒贮存宿主的假说不攻自破。如果这些蝙蝠由于感染了这种病毒而大量死亡，它们就不可能是这种病毒的宿主。也许它们是因为当地人之前用火和烟要彻底消灭这些蝙蝠的行动而死。由于没有更多的证据，这些蝙蝠的死因很难确定，这也是这个团队到那儿进行探索的部分原因。如果这些蝙蝠是死于马尔堡病毒，那么就可以将马尔堡病毒宿主的怀疑对象转向其他动物——转向另外一种蝙蝠或者是负鼠、虱子或者蜘蛛？这些有嫌疑的动物也需要进一步地调查才能知道。比如说：虱子在蝙蝠的栖息地附近的岩石裂缝中，等待机会吸取血液。当阿曼和唐纳站在被称为笼子的山洞里时，他们意识到这里的蝙蝠并不是都死了，这个洞室里也生活着很多活的蝙蝠，在他们的头上盘旋。

这两个人继续工作着，不断搜集证据。他们把死蝙蝠装进袋子里，还抓到了几只活的蝙蝠，也装进了袋子里。然后，他们又匍匐前进，从那个低矮的缝隙中钻出了山洞。阿曼告诉我说：“洞中探险真是让人感到紧张不安。也许我以后再也不会到洞里探险了。”他说，如果一旦发生一点小的意外，比方说有一块岩石滚落在路上，我们就会被困在山洞里。

等一下，让我把事情说清楚：你是身处在乌干达的山洞中，被马尔堡病毒、狂犬病毒和黑森林眼镜蛇包围，从成堆的蝙蝠尸体中跋涉前行，像《鸟》这部电影中的蒂比·赫德伦一样被活蝙蝠啄伤脸部，洞壁上爬满了饥渴的虱子，我们在洞里很难呼吸，很难看清东西……非常有可能患上幽闭恐惧症。

他说：“乌干达的矿山救援队并没有什么名气。”

在这次实地探险结束的时候，科学家们已经收集到了大约400只蝙蝠用以解剖和取样，其中一半的蝙蝠属于棕果蝠。7个月后也就是2008年4月，CDC的团队、唐纳和阿曼又回到了吉他卡山洞，捕捉了200多只棕果蝠进行取样，以观察马尔堡病毒是否还在蝙蝠中生存，以及这种病毒在取样的蝙蝠中的感染率，能够显示一次究竟有多少感染的蝙蝠栖息在吉他卡山洞。唐纳和阿曼一开始在蝙蝠的腿上使用标记环作为记号，后来还使用了珠领环，每一个珠领环上都对应一个数字。两位科学家都因为这个标记–再捕捉蝙蝠的研究捏了一把汗。有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事说由于蝙蝠的数量众多以及再次捕捉蝙蝠的概率较低，这样的做法是白费功夫。但是用阿曼的话说，“我们有点身不由己了”。最后他们总共放飞了1 329只做过标记的蝙蝠。

对解剖的蝙蝠的血液和组织样本的争议要少很多。这些样本被送回到亚特兰大，唐纳在那里参与到实验室的工作中，希望找到马尔堡病毒的踪迹。1年以后，由唐纳、阿曼、瑞里普和WHO和NICD的同事合作撰写的一份报告宣布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在山洞中的爬行探索、对蝙蝠取样和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对了解线形病毒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这里所说的线形病毒包括马尔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这个团队不仅检测出了马尔堡病毒的抗体，还发现了马尔堡病毒的RNA基因片段，同时还做了一些更为困难和引人注意的事情。虽然病毒抗体和RNA基因片段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属于能够证明埃博拉病毒和蝙蝠有联系的间接证据。这个团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了活的病毒。

唐纳和同事在CDC的一间BSL-4实验室中从5只蝙蝠身上分离出了正在繁殖的活体马尔堡病毒。而且这5个病毒的菌株从基因上看各不相同，这表明了埃及果蝠身上病毒存在和进化的历史。这些数据和RNA片段都成为了埃及果蝠是马尔堡病毒宿主的确凿证据，即使埃及果蝠不是这种病毒唯一的宿主也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宿主。根据这些分离工作判断，马尔堡病毒肯定存在于蝙蝠当中。根据RNA的片段观察，这种病毒在一段时间内感染了大约5%的蝙蝠。将这些数字综合在一起并估测吉他卡地区有100 000只蝙蝠这一情况，这个研究团队可以断定大约有5 000只感染了马尔堡病毒的蝙蝠每晚从山洞中飞出。

真是一个有趣的想法：5 000只感染的蝙蝠在人的头上飞过。它们要飞到哪儿去？飞到多远的果树那里？谁的牲畜或者花园里会被飞来的蝙蝠拉上粪便？琼·爱泼斯坦的建议可能会非常有效：“抬头的时候把嘴闭上。”唐纳和合著者在文章中说：“吉他卡蝙蝠聚集在一起生活这种情况只是非洲众多蝙蝠聚居在山洞当中生活的情况之一。”

马尔堡病毒还通过蝙蝠的翅膀传播到了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2008年的夏天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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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丽德·乔思婷是一位41岁的荷兰妇女，2008年6月和丈夫一起到乌干达进行了一次探险之旅。这次旅行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探险之旅，但是这次旅行的后果比其他旅行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在布拉班特北部的家里，乔思婷是一家电子公司的业务分析员。她的丈夫是一名金融经理，他们夫妇二人都非常喜欢每年从荷兰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到非洲去旅行，感受当地的风景和文化。2002年，她们到过约翰内斯堡，刚刚从飞机上下来，她们一眼就爱上了这片大陆。后来，她们陆续到莫桑比克、赞比亚和马里旅游。2008年，她们通过一个探险旅游商预定了一次旅行，这次旅行她们可以看到乌干达西南部高地的山地大猩猩、其他野生动物和不同的文化。她们一路向南跋涉，朝着布温迪禁猎区的森林进发，那里正是乌干达大猩猩栖息的地方。旅行途中的一天，这次旅行的组织者提供了一个选择，可以在原定的旅游路线之外进行一次额外的探险之旅，到一个叫马拉马干博森林的地方。这个地方最吸引之处是风景独特的巨蟒山洞。在这里生活着非洲的岩石巨蟒，这种巨蟒以蝙蝠为生，体型巨大、活动缓慢。

乔思婷的丈夫是个肤色很浅的男士，名叫贾普·塔尔，他的个性非常冷静，光头，戴着黑色的圆形眼镜，这次旅行后他成了鳏夫。在蒙大拿西南部的一家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贾普·塔尔告诉我当时绝大多数同行的旅行者都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选择，但是这些人的意见当时并没有影响他们去那儿的想法。他解释说，巨蟒山洞是这次旅行当中额外的一个安排，他们这次乌干达旅行计划中并没有包括这次安排的费用。“ 阿斯特丽德和我经常说，也许你一生中只来这里一次，所以要玩得尽兴。”他们乘车来到马拉马干博森林，走了一英里左右，随着地势增高来到一个小池塘。池塘附近是一个低矮、黑暗的洞口，被苔藓和其他植物覆盖着一半，就像是稍稍露出水面的鳄鱼的眼睛。乔思婷、塔尔、导游和另外一位游客下到了山洞里。

洞里的地面情况非常差：满是岩石、崎岖不平，到处都是蝙蝠的粪便，非常滑。洞里的气味也非常不好：有一种水果味和酸味。想想凌晨3点时分阴沉的酒吧间吧，封闭、空旷，地面上洒着啤酒。这个山洞好像是由一条溪流冲击而成，或者这个山洞可以为其提供水道。山洞上面的岩石有些已经坍塌，洞底都是石头和瓦砾，一块圆的石头上面覆盖的粪便就像是一层厚厚的香草酥皮。洞顶密布着几千只非常大的蝙蝠，由于人类的闯入显得非常躁动不安，啾啾地叫着不断地变换位置，突然飞下来然后再安定下来。阿斯特丽德和贾普低着头，注视着脚下的路，尽量不要滑倒，如果真有可能滑倒也随时准备好用手撑住。他告诉我：“我觉得阿斯特丽德就是这样感染的。我觉得她把手放在了落上蝙蝠粪便的岩石上，而蝙蝠感染了病毒。这样，她的手上也感染了病毒。也许一个小时后她摸了脸或者往嘴里放了一块糖或者类似的东西，我觉得她就是这样感染上病毒的。”

马拉马干博森林中的巨蟒山洞就在吉他卡山洞西面30英里处，这里也生活着埃及果蝠。30英里并不算远，如证据所显示的那样，聚居在吉他卡山洞的蝙蝠非常有可能在巨蟒山洞找到栖息之所。

没有人警告过乔思婷和塔尔非洲生活着蝙蝠的山洞所潜在的危险。他们对马尔堡病毒一无所知，只在山洞里待了大约10分钟。他们看见了一条体型巨大又懒洋洋的大蟒后就离开了山洞，继续他们在乌干达的旅程。他们看见了山地大猩猩，在河上泛舟，然后飞回了阿姆斯特丹。在参观了这个山洞的13天后，阿斯特丽德·乔思婷在布拉本特北部的家中感到身体不适。

开始的症状就像是流感，接着她的体温不断升高，出现了皮疹和结膜炎，几天后开始出现器官衰竭。她的医生知道她最近到过非洲，怀疑她可能感染了拉沙病毒或者马尔堡病毒。贾普问，马尔堡病毒，这是种什么样的病毒？阿斯特丽德的兄弟在维基百科上查到了这种病毒，告诉他说：马尔堡病毒能够导致人的死亡，也能够对人体造成大麻烦。医生们将她转到位于莱顿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她可以接受更好的治疗，并且和其他病人隔离开来。在那里她出现了皮疹和结膜炎，出现了出血的症状，陷入昏迷状态，这表明需要对她注射更大剂量的抗病毒药物。在她失去意识之前不久，贾普回到隔离病房亲吻了他的妻子并对她说：“好吧，几天后见。”送到汉堡一家实验室的血液样本证实了医生的诊断：她感染的就是马尔堡病毒。她的情况更糟了。由于器官衰竭，她的大脑缺氧，出现了脑水肿，不久阿斯特丽德·乔思婷就被宣布脑死亡。贾普告诉我：“医生让她又生存了几个小时，等着家人到来。然后他们将插在她身上的管子拔出，她几分钟之内就死了。”

医生们对贾普亲吻妻子的轻率行为非常震惊，为他准备了一间隔离病房，但是这间病房并没有用上。他对我说：“他们对马尔堡病毒和其他病毒感染了解不多。”后来，还有一位喜欢探险的旅游者，他到黄石国家公园进行了一次雪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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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丽德·乔思婷死亡的消息影响甚广。她是目前所知的在非洲感染上活体线形病毒后死亡的第一人。1994年在科特迪瓦感染病毒的那名瑞士学生恢复了健康。除了这两个人以外，还有其他人体内也感染了埃博拉或者马尔堡病毒通过国际机场离开非洲这片大陆吗？专家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乔思婷的这个病例证明马尔堡病毒可以通过人传播，虽然得承认，这种病毒不如SARS、流感或者HIV-1那样容易传播。在5 000英里以外的科罗拉多州，一名妇女听到了这则消息之后不由得不寒而栗。她也曾经到过巨蟒山洞。

米歇尔·巴恩斯是一名精力充沛的50多岁妇女，长着蓝色的眼睛和红褐色的头发，出生在艾奥瓦州一个爱尔兰裔信奉天主教的大家庭，是家里7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她爱好攀岩、骑自行车、宿营和徒步旅行，曾经供职于国外某旅游公司，现在是非营利性机构的代总裁和纠纷调解专家。在博尔德市中心的办公室见到她的那天，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系着一条红色的围巾，显得既健康又职业。她爽快地告诉我，红褐色的头发得益于一个瓶子。她说，她头发现在的颜色和原来的颜色接近，但是原来的头发已经都掉光了。2008年初，她的头发就开始脱落，剩下的头发开始变白，很多头发甚至是“一夜之间就变白了”。这是那年一月她刚刚从乌干达回国，患上的那场几乎夺去她性命的神秘疾病所带来的后果。

她的经历和贾普·塔尔向我讲述的阿斯特丽德的经历类似，只是有几个关键的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就是米歇尔·巴恩斯活了下来。她的例子说明的另外一个差别就是要得到正确的诊断非常困难。米歇尔的丈夫瑞克·泰勒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像阿斯特丽德和贾普一样，米歇尔和丈夫也来到了非洲旅行。他们之前也曾经到非洲旅行过几次，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己到非洲偏远的地方旅行。这次，他们也想看看山地大猩猩。他们也向探险游公司预定了行程，因为这些公司控制着参观大猩猩的许可权。他们的旅行路线从乌干达西部的风景胜地一直向南延伸，将观看生活在南部布温迪的猿猴当作这次旅程的压轴大戏，后来贾普和阿斯特丽德走的也是同样的路线。旅程当中的一站是位于爱德华湖东岸的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这里是个更加干燥和平坦的生态系统，是典型的东非树木不生的草原，生活着狮子、大象和其他大型的哺乳动物，这些动物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都会聚在水坑边喝水。伊丽莎白国家公园的中午，太阳炙烤着大地、阳光非常刺眼，并不是观察野生动物的最佳时间。所以有一天游客们在那儿观察动物的时候，还有5个小时时间可以打发，导游说他们可以去参观一个山洞，可以将视线暂时从狮子和大象身上转移开来：先去观察巨蟒和蝙蝠。

巴恩斯和其他旅游团成员和阿斯特丽德他们一样，穿过了马拉马干博森林进入了同一个山洞，踏上了到处都是粪便、崎岖不平的岩石所形成的山洞的地面，这让游客在山洞中站稳都非常困难。据她回忆，山洞的墙壁上爬满了巨大的毛蜘蛛。洞顶非常低，在此栖息的蝙蝠倒挂下来距人的头顶只有2到3英尺的距离。有些蝙蝠从山洞中飞进飞出，发出尖锐的叫声。洞里的臭味中有一股氨水的味道，让人感到难以忍受。人必须在这些湿滑的岩石上艰难前行。巴恩斯说，作为攀岩爱好者，她非常注意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显然，她没有把手放在任何粪便上；她也没有受到蝙蝠的冲撞。她的旅行团的其他团员走了一小段距离就来到了一个平台上，可以俯瞰低一点的地方，在这里蝙蝠就在人的头上，平台的下面还有两条巨蟒。其他的团员中有些人很快就离开了。她和瑞克多停留了一会儿，希望能够饱览美景。她对我说，然后又突然停住，不无后怕地说：“什么时候我们还会去山洞中看巨蟒和蝙蝠？我可以向你保证，再也不会去看了。”

20分钟后，她们看完了这里的景色。情况是：没有意外，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情况发生。“我肯定没有接触过蝙蝠或者故意摸到了粪便。”她们徒步回到车上，导游正在车上分发午餐。在吃午餐之前，巴恩斯用了事先准备好的消毒湿巾。傍晚时分，她们回到了伊丽莎白国家公园，正好赶上落日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观察非洲野生动物。通常情况下，这是它最吸引人的时刻。这天是2007年圣诞节的傍晚。

她们新年的那天回到家里。很快，米歇尔又利用新年之后的假期到艾奥瓦州看望了自己的父母。1月4日的时候，她已经到了苏城，她醒来的时候感到好像有人将针管扎进了她的头骨中。

她感到浑身疼痛、发烧，剧烈钻心的头痛。她怀疑自己可能是被昆虫咬了，就请父母帮忙检查一下头皮上是不是有虫子。“ 头上什么也没有。到了这天晚一点的时候，我的肚子上开始出现了皮疹。”皮疹的范围继续扩大。除了疼痛、乏力和皮疹这些症状之外，她感到意识模糊。“接下来的48小时，我的情况变得更糟，而且速度很快。”旅行归来她还处在疟疾的预防时期，现在她还得再用上盐酸环丙沙星和布洛芬这两种药。情况还是没有缓解。但她还是强忍住疼痛，飞回了科罗拉多州，到位于戈尔登她家附近的紧急治疗诊所进行治疗，那里的医生感觉她的症状不像是马尔堡出血热。医生抽取了她的血样进行检测，给她服用了止痛药然后就让她回家了。后来她的这份血样竟然丢失了。

米歇尔·巴恩斯这次就医没有得到确诊，接下来两天她又到经常看病的医生那儿去了两次后，住进了位于丹佛郊区的一家医院。她出现了脱水的症状，白细胞数目极低，肾脏和肝脏出现衰竭。住院之后，给她看病的医生像走马灯一样一个接一个并且提出了无数的问题。这些医生提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4天，你做了些什么？绝大多数人在出现多个器官衰竭之前就前来就医。巴恩斯回答说，她一直忍着。她有一个远房姐妹是阿拉斯加的一名医生，也来到这家医院为她治病——这让她感到既感激又警觉。很明显，医生们认为她可能不行了。她这位是医生的姐妹梅利萨在敦促米歇尔的医生获取信息和采取行动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时，一名传染疾病专家诺曼·K·藤田博士加入了会诊的团队。藤田安排米歇尔进行了细螺旋体病、疟疾、血吸虫病和其他可能从非洲传染的疾病检测，比如埃博拉病和马尔堡病。所有的检测结果都呈阴性，马尔堡病毒检测也呈阴性。

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患上了什么病，但是他们都看出来她每况愈下。医院的医生们希望通过补充水分、使用抗生素和吸氧来稳定她的情况，用止痛药来减轻她的疼痛，希望她的身体能够经受住这种疾病的考验尽快康复。据米歇尔的模糊的回忆，这场疾病是1月10号或者11号的晚上来的，当时米歇尔等待检查的时候她的一个姐妹陪了她整个晚上，看到她的情况，她的姐妹非常担心。巴恩斯回忆说，那天晚上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那就是她被收治在儿童病房，因为当时ICU已经没有病房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反正他们把我送进了儿科病房。“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个情况，是因为当时有人来到我的病床前送给我一只泰迪熊。”和莱顿市的阿斯特丽德·乔思婷和USAMRIID的凯莉·沃菲尔德的情况不同，米歇尔·巴恩斯没有住进隔离病房。对她进行护理的人有时候戴着面具作为防护，通常情况下都没有戴防护面具。慢慢地她的身体和器官又恢复健康。也许泰迪熊比抗生素的作用更大吧。

12天之后，她出院了，仍然非常虚弱，无精打采的，病情也没有确诊。在随后的3月份一次追踪观察时，她见到了诺曼·藤田，他又采集了她的血清样本进行马尔堡病毒检测。结果仍然呈阴性。3个月过去了，米歇尔的头发都变白了，也失去了以往的活力，经常腹痛、不能集中注意力。她收到了一个朋友的邮件——她和瑞克在乌干达的那次旅行中遇到的一位记者——他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觉得米歇尔也应该了解此事。在荷兰，有一位妇女到乌干达度假时曾经到访过一个到处都是蝙蝠的山洞，回国之后死于马尔堡病。

接下来的24小时，巴恩斯在网上用谷歌搜索每一个跟这则病例相关的文章。这个世界真是小，她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在荷兰生活了3年的时间，所以能够读懂用荷兰语和英语写的文章。下周一凌晨，她来到藤田博士的门前。她说：“我有急事，想和你谈谈。”藤田博士把她请进门，认真地听了她所叙述的这个新消息。她感觉到，在他礼貌的态度以外，他肯定转着眼珠在想，太棒了，又一个通过互联网为自己诊断疾病的人出现了。但是他同意再为她进行一次马尔堡病毒检测。这份样本和以前两份样本一样被送到了CDC，结果仍然呈阴性。但是这次一名负责的技术人员决定用一种不同的、更加敏感的实验室方法来交叉检测第三份和第一份样本。哦，有了新发现。

这个新的检验结果送到了藤田的手里，他向巴恩斯表达了祝贺之情：“现在你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光荣的传染病医生了。你对自己的病情进行了诊断，这次马尔堡病毒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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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思婷病例的消息在CDC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之后，也就是2008年8月，另外的一个研究团队被派往乌干达，这次还包括兽医微生物学家汤姆·卡斯扎克，一名人畜共患病暴发实地反应方面的资深专家、唐纳和阿曼。鲍勃·司万坡和艾伦·坎普也从南非赶来和这支队伍会合。阿曼告诉我：“我们接到电话，‘马上前往调查。’”他们的工作是到这位荷兰妇女感染疾病的巨蟒山洞对那里的蝙蝠取样。这位妇女的死亡以及她的发病史都暗示着这种情况潜在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乌干达当地人死于马尔堡病毒就足以引起我们关注了，可以使反应团队从亚特兰大和约翰内斯堡急忙赶往当地去。但是这种情况还涉及游客，他们在生活着巨蟒滋生了马尔堡病毒的山洞中进进出出，穿着梯瓦牌的运动凉鞋和登山靴，毫无防护、快快乐乐地登上返程的飞机回到其他大陆，那么这个地方不仅对乌干达的矿工和他们的家人来讲是个地区性的威胁，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威胁。

这个团队的人员在恩德培市集合后继续前进，开车朝西南方向行进。他们走的是乔思婷和巴恩斯夫妇走过的那条路，来到了森林的植被中的那个洞口。然后，和其他人不同，他们穿上了特卫强防护衣、橡胶靴，戴上防毒面具和护目镜。由于担心受到眼镜蛇的袭击，他们这次还穿上了防止蛇攻击的用具，然后才进入山洞。头上到处都是蝙蝠，脚下到处都是粪便。阿曼告诉我，实际上，粪便像雨点般不断地倾泻而下，如果你把什么东西放在地上，几天就会被粪便所覆盖。巨蟒非常懒散、害羞，饱食后的蛇都是如此。根据阿曼的估计，其中一条巨蟒大概有20英尺长。黑森林眼镜蛇都藏在洞的深处，远离人类活动的地方。唐纳正在观察一只巨蟒，这时阿曼注意到地上有闪光的东西。

刚看到的时候，这些闪光的东西有点像泡在粪便中的白骨，阿曼把这个东西捡了起来。

这不是一堆白骨。这是一串铝珠，上面还有一个数字。更具体说，这是他和唐纳曾经在吉他卡山洞中捕捉到的蝙蝠身上放置的珠领环之一，吉他卡山洞距离这个山洞30英里远，是3个月前发现的另外一个能够传染马尔堡病毒的山洞。这个标上数字的标牌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珠领环上标着K-31，是他们释放的第31只蝙蝠身上的珠领环。“ 我忘了，”阿曼告诉我，“我，‘好啊！’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琼和我都非常激动。”阿曼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欢欣雀跃，正是科学家感到两个来之不易的数据正好吻合并且使人豁然开朗之后的那种理智而疯狂的快乐。唐纳也是感同身受。想想两个人当时的样子吧，戴着头灯，戴着腈手套中的5个手指高高举起，欢庆着意外的发现。

突然之间，在巨蟒山洞找到以前在蝙蝠身上放置的珠领环证明了他们对蝙蝠进行标记–再捕捉的研究是成功的。“这儿的发现证实了我的怀疑，那就是这些蝙蝠会不断地变换地点。”阿曼说，它们不仅会在森林当中穿行还会从一个栖息地移动到另外一个栖息地。个体蝙蝠在分布较远的栖息地之间的迁移也暗示了马尔堡病毒最终在整个非洲可能传播的环境，也就是从蝙蝠的一个聚居地传播到蝙蝠的另外一个聚居地。这个发现还表明逐次感染和重新感染蝙蝠群体的概率就像是圣诞节时闪亮的一串串彩灯。这一发现也打破我们的设想，那就是这种病毒只在某一个地方存在。这一发现也凸显了与此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尔堡出血热暴发的频率并不高？

马尔堡病毒是这个问题得以应用的一个实例。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亨德拉病毒暴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立百病毒暴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埃博拉病毒暴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SARS暴发？如果蝙蝠的数量如此之大，种类如此之多，活动范围又如此之广，而且人畜共患病毒在蝙蝠身上的存在又如此普遍，为什么这些病毒没有传染给人类并且经常暴发呢？真的有某种神秘的保护伞在保护我们吗？还是，我们只是傻人有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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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自身的生态机制可能是这些疾病没有经常暴发的部分原因。是的，病毒和其他更为明显的生物一样也有自身的生态机制。我的意思是：在生活的自然环境方面它们和其他有机体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只是在宿主和细胞方面有所联系。病毒也有其独特的地理分布，也会出现灭绝的现象。病毒数量的增加、生存和病毒生活的范围都取决于其他有机体以及这些有机体的表现，这就是病毒生态学。以亨德拉病毒为例，病毒的生态学发生了变化成为了这种疾病导致人类发病的部分原因。

一名叫雷恩娜·普洛赖特的澳大利亚科学家研究过这方面的想法。普洛赖特开始是一名兽医，主要诊治新南威尔士州和海外国家如英国、非洲和南极洲的家畜和野生动物，后来在位于戴维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了流行病学的硕士学位，后来又攻读了传染疾病生态学的博士学位。她是我所提到的接受过这种交叉学科培训的新一代疾病专家之一，也就是接受过兽医培训的生态学家，他们了解人类健康、野生动物健康、家畜健康和人畜共享的栖息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做博士论文需要的实地研究时，普洛赖特回到了澳大利亚调查亨德拉病毒在其中一种贮存宿主当中的动态机制：这种宿主是体型不大的红色狐蝠。她在达尔文市南部的北部领土上的利奇菲尔德国家公园的桉树和白千层属灌木森林当中及其附近做了蝙蝠捕捉和取样的实验工作，2006年一个悠闲的清晨，我就是在那儿和她进行了这次谈话，当时龙卷风拉里狂袭了澳大利亚北部，为土地带来了丰富的水分，同时导致河水和溪水暴涨。在这种季节性洪水时节，在她出去再次捕捉蝙蝠之前，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打发。

普洛赖特告诉我，亨德拉病毒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它是和这种翅状蝙蝠几乎同一时间出现的4种新型病毒之一。不久，1994年亨德拉病毒就第一次出现在布里斯班北部；1996年沿着昆士兰州的海岸线还有两个地方出现了澳大利亚蝙蝠拉沙病毒；1997年悉尼附近出现了曼那角病毒；1998年9月马来西亚出现了立百病毒。她说：“在很短的时间里，一种宿主动物身上出现4种病毒的情况真是前所未有。我们感觉狐蝠属物种的生态发生了某种变化，能够使疾病突然出现。”修姆·菲尔德曾经在马来西亚的养猪场暴发立百病毒的时候帮忙确定这些变化的因素有哪些。8年以后的 菲尔德是她博士论文指导小组的导师，普洛赖特也在寻找亨德拉病毒暴发时与立百病毒暴发时类似的因素。她知道栖息地的改变可以影响亨德拉病毒的宿主的数量、分布的模式和迁移行为——这样的宿主不仅包括小型的红色狐蝠，还有和它同属一类的黑色狐蝠、灰头狐蝠和眼镜狐蝠。她的任务就是要调查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病毒的分布、传播度和传播的可能性。

和现在生态学的很多项目一样，普洛赖特的项目，也需要将从实地采集的数据和电脑中的数学模型结合起来。她解释说，基本的概念框架是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由科马克和麦克肯德科发展起来的。她指的是我之前曾经提到过的SIR模型。找到了一脉相承的理论来源，她开始讨论某个蝙蝠群体中易感、感染和康复的蝙蝠的数量。如果这个蝙蝠群体和其他蝙蝠群体隔离开来，并且数量不够大，那么病毒就会在这个群体中传播，感染易感的蝙蝠，然后它们会康复，直到这个群体当中不再存在任何易感个体。接下来这种病毒就会消亡，就像麻疹会在与世隔绝的村子中消失一样。最终，这种病毒还会通过一只新加入这个群体而又感染的蝙蝠再次感染这个蝙蝠群体。这就和我提到马尔堡病毒时提到的闪烁的圣诞节彩灯的模式完全一致。生态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集合种群：即众多群体生活在一起。为了避免灭绝，病毒逐次感染相对来讲和其他蝙蝠群体隔离开来的蝙蝠群体。病毒在一个蝙蝠群体中消亡又会出现、感染另外一个蝙蝠群体，它可能不会在任何一个蝙蝠群体中永远存在，但总是能够在某个蝙蝠群体中生存下来。这些病毒像彩灯一样逐次打开或者熄灭，但是从来不会都打开或者都熄灭。如果这些蝙蝠群体的距离非常远，那么不同群体的蝙蝠几乎不会发生融合，这样病毒的重新感染率就很低。病毒的暴发就像彩灯一样慢慢地被打开或者关上。

现在想象一下集合种群中某个蝙蝠群体。这个群体经历了SIR的阶段，每一只蝙蝠都被病毒感染，也都康复了，这种病毒在这个蝙蝠群体当中消失了，但并不是永远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出生的蝙蝠超过死亡的蝙蝠的数量会提高易感的比率，这个蝙蝠群体整体感染病毒的能力又会有所提高。蝙蝠群体相隔的距离越远，病毒重新感染这个群体的时间间隔就越长；间隔的时间越长，新生的易感蝙蝠就越多；易感的蝙蝠越多，感染再次暴发的可能性就越大。普洛赖特在描述这个模型像上帝般的强大作用时说：“当病毒再次袭击蝙蝠群体后，病毒的暴发会显得更加来势凶猛。”这时，圣诞节彩灯的比喻就显得不是那么恰当了，因为一盏灯如果突然像普通星星中的超新星闪点亮。

普洛赖特需要处理的是数字而不是比喻的说法。但是她的这些数字基本上反映了病毒在蝙蝠群体中暴发的情况。这个模型和事实相关的基础在于最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的飞狐群体越来越隔离开来。她告诉我：“澳大利亚东海岸过去曾经是大片的森林，所以蝙蝠群体均衡地分布在海岸线上。”过去，它们的栖息地的流动性相对较大。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各个季节各有不同，主要是花蜜和水果，成片地分布在森林中。每一种蝙蝠群体大约由几百只或者几千只蝙蝠组成，它们晚上出去觅食，白天返回栖息地，并且季节性地进行迁移以便能够更加接近食物较多的地方。由于这种迁移，一些蝙蝠会从一个蝙蝠群体飞到另外一个蝙蝠群体，如果它们正好感染了亨德拉病毒就会将这种病毒带入新的蝙蝠群体。总会发生这种小规模的蝙蝠群体的融合或者病毒感染的现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情况看起来和小型的红色狐蝠、其他飞狐和亨德拉病毒的情况相似。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

改变栖息地是澳大利亚一个古老的传统，表现就是土著人燃烧土地上的作物。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开荒种地成了更加机械化、更为明显的一种趋势，带来的后果也更加难以恢复，这种情况在昆士兰州尤其如此。大片的古老森林被砍伐或者被推土机推平，用于建设养牛场和城市的扩张。我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城市公园，用茂盛的树木装点了自己的庭院，还在城市和郊区当中创造了种种诱惑。由于它们固有的栖息地正在消失、气候更加多样以及食物来源更加单一，蝙蝠发现生活在城市当中更为容易。”现在一个群体中聚集的蝙蝠数量更大，觅食的时候飞越的距离更短，生活的范围离人类更近。飞狐现在生活在悉尼，生活在墨尔本，生活在凯恩斯，生活在布里斯班北部围场上的莫顿湾无花果上。

我知道普洛赖特接下来要说什么，就努力将最后的这些信息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图景。也就是说，这些聚集在一起生活的蝙蝠更加不爱远距离飞行，更加适应城市生活，不再那么需要长途飞行寻找野外的食物，互相感染病毒的趋势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在此期间，它们增长了更多易感的蝙蝠？所以如果病毒再次来袭，那么感染疾病的发生会更加突然，更加猛烈？病毒存在的范围也会更广，数量也会更大？

她说：“一点没错。就是这样。”

“这种病毒传染给其他物种的可能性也会增大？我想提到这个道理，但是普洛赖特还要捕捉很多蝙蝠，还要收集很多数据，还要考虑很多模型当中的参数，没有让我再继续问下去。我们那次谈话以后5年，她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为研究亨德拉病毒方面的权威，她将自己的工作和想法发表在一份权威的杂志《皇家协会通讯》上。 当时在北部领土阴雨连绵，水位高涨之际，她简短地说明了论文的主旨。

她说：“这只是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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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娜·普洛赖特非常清楚，既然是理论那么就需要检验。通过观察、假设和检验才能得到科学的看法。另外一个假设是关于埃博拉病毒的。如果你也在认真阅读此书，就会发现注意到在前几页除了提到蝙蝠为宿主的病毒，如亨德拉病毒、立百病毒和其他病毒以外，我也提到了埃博拉病毒。因此要澄清一下：将这些病毒归类在一起，只是一种尝试。这只是种假设 验证以证实埃博拉病毒是否来自蝙蝠——从动物身上分离病毒仍然是确认宿主的黄金标准。这一目标也许很快就能实现了，我们正在努力。蝙蝠身上携带埃博拉病毒的假说看起来越来越能站得住脚，因为乔纳森·唐纳率领的团队已经从蝙蝠分离出了马尔堡病毒，这种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另外一些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数据使得这种假设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些数据来自一个小女孩的经历。

艾瑞克·勒罗伊是一位在巴黎接受培训的病毒学家，现在在加蓬的弗朗斯维尔工作，已经跟踪观察埃博拉病毒10多年了。这时他率领的团队重新还原了关于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这份新的证据不是来自于分子病毒学的发现，而是来自于传统的病毒学的调查工作——采访幸存者、追踪事件之间的联系、辨清病毒暴发的规律。故事的背景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南部省份的卢拉河边一个叫作鲁耶波的村子暴发了埃博拉–扎伊尔病毒。2007年5月底到11月期间，260多人看起来或者肯定患上了埃博拉病。很多人死去，致死率达到了70%。作为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合作的WHO国际反应分队的一支，勒罗伊和同事10月份来到了这个村子。勒罗伊的团队主要研究病毒传播的途径，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位55岁的妇女。在他们的报告中将其称为A病人。她可能不是第一个感染此病的人，而是第一个确诊的病例。按照刚果这个村子的标准已经算是老年人了，在出现高烧、呕吐、腹泻和出血等症状后死去。11个曾经和她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主要帮助照顾过她的家人又相继发病去世。这场疾病的暴发从这个村子蔓延开来。

勒罗伊和他的团队想知道这位妇女是如何感染上这种疾病的。在她之前村子里没有任何人出现发病的症状。因此调查人员将调查的范围扩展到附近的几个村庄，这些村庄分布在卢拉河两岸和附近的森林中。从他们的访谈和实地调查中，他们得知这些村庄通过小路相连，每到周一就会有很多的人和车辆去到同一个村庄，莫波莫纳2村，一个每周一次的大型集市的所在地。他们还了解到每年都有迁徙的蝙蝠汇聚于此。

蝙蝠通常是每年的4月和5月到达这里，作为长途迁徙途中的一个落脚之处，在卢拉河中的两个小岛上找到栖息地和野生的果树。勒罗伊的团队听说，在普通的年份中可能会有几千只或者上万只的蝙蝠。2007年到达此处的蝙蝠数量尤其多。从栖息的岛上，蝙蝠分布在整个地区，它们有时在卢拉河北岸的棕榈树种植园觅食，这个种植园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现在已经荒芜了，但是4月份的时候，种植园中的树上还能长出棕榈果。这些蝙蝠当中多为垂头果蝠和富氏饰肩果蝠，这两种果蝠为勒罗伊发现过埃博拉抗体的三种蝙蝠当中的两种。休息的时候，这些蝙蝠密集地倒挂在树枝上。当地人由于非常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赚些现钱，就用枪捕杀这些蝙蝠。垂头果蝠，体型较大且多肉，价格较高。一声枪响可以打下来几十只蝙蝠。很多刚刚被射杀、血迹未干的蝙蝠被带到了莫波莫纳2村每周一次的集市上，买主就把它们买回去当作晚饭。

有一个经常从自己的村子到集市上买蝙蝠的男子好像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但是情况不是很严重。调查人员将他称为C病人。他自己并不是捕杀蝙蝠的猎人而是一个购买蝙蝠的顾客。根据C病人自己的回忆，5月底或者6月初的时候，他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主要是发烧和头痛，后来就康复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勒罗伊和他的研究团队回来在报告中称：“C病人是一个4岁女孩的父亲，这个小女孩6月12日突然发病，在出现呕吐、腹泻和高烧等一系列症状后，于2007年6月16日死亡。”这个小女孩没有出现出血的症状，也没有接受过埃博拉病毒检测，但是诊断其为埃博拉病毒好像不无根据。

她是如何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她也分吃了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果蝠。那么那些吃了蝙蝠肉的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概率有多大呢？很难说也很难估计。如果垂头果蝠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那么这种病毒在某一个蝙蝠群体当中的流行程度有多少？这是另外一个未知的问题。唐纳发现埃及果蝠中的马尔堡病毒感染率为5%，也就是说20只蝙蝠中就有1只感染了这种病毒。如果假设埃博拉病毒在垂头蝙蝠当中的感染率也为5%，那么这个女孩的家庭真是饥饿难耐又非常不幸。他们可能吃了19只蝙蝠而没有感染，而吃了这第20只蝙蝠的时候就不幸染病了。如果这一家人分食了这只蝙蝠，为什么女孩的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没有发病呢？也许，女孩的父亲在市场买蝙蝠的过程中被感染或者被弄脏了手之后，抱着女孩沿着小路回到了村中。这个女孩的父亲，C病人好像并没有把这种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但是这个小女孩却继续将病毒传染下去。根据当地的传统，她的尸体由家里的一个好朋友清洗之后埋葬，这位朋友就是后来被称为A病人的那位55岁的妇女。

“A病人在准备葬礼仪式的时候可能病毒就传染给她了。”勒罗伊的团队在报告中写道，“采访到准备葬礼的另外两个人，女孩的母亲和祖母的时候，她们没有和女孩的尸体直接接触，接下来的4周也没有出现感染之后的临床症状。”她们在准备葬礼清洗女孩尸体的过程中很明显只是在看并没有动手接触女孩的尸体。但是A病人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家庭密友应该履行的职责，她接触了女孩的尸体，然后继续正常的生活，具体点说就是她生命中剩下的那点时光。她继续正常的社会交往，183人因此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死去。

勒罗伊的团队还在还原这个故事，也非常想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也不禁对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父亲传染了女儿而没有传染其他人？可能是因为他的症状比较轻，体内感染的病毒水平比较低没有太强的传染力？但是如果他的症状较轻，为什么他女儿的症状却如此严重，在4天之内就导致了女孩的死亡？也许这样一个小孩又呕吐又腹泻，是死于脱水？为什么只有一例蝙蝠传播给人的病例？C病人有什么特别之处，成为和这种病毒宿主直接联系的唯一病例？嘿，也许他并不是和这种病毒宿主有直接联系的唯一病例，只是被人注意到的唯一一个病例。勒罗伊的团队在报告中写道：“实际上，很有可能其他几个人也是被蝙蝠传染了这种病毒，但是后来人传染所需的环境并不存在。”他们指的是终端感染。有人发病后，孤独地承受病痛的折磨或者家人或者朋友刻意保持距离的照顾，然后孤独死去，然后不再举行葬礼就将病人埋葬。艾瑞克·勒罗伊不知道鲁耶波地区还有多少不幸的人也吃了蝙蝠、接触过蝙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发病后被扔进坑中再也没有感染其他人。在这些偏远的村庄，由于疾病暴发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这样的终端感染病人的数量很可能非常大。

这样的情况使得勒罗伊的团队开始考虑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达到人传染人的条件，那么人传染人究竟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鲁耶波村的疾病暴发规模不是非常大？为什么这些零星的病例没有像火焰遇到木头那样引起疾病的大规模暴发？这场疾病5月暴发，而WHO的反应团队10月份才赶到此地，所以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不得而知。

83

人类之间的传染是这种疾病的关键。病毒能否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是区别奇怪、可怕偶尔发生的地区性的神秘疾病和可以在全球范围传播的传染病的关键。还记得罗伊·安德森和罗伯特·梅关于尚未暴发的流行病动态模式的简单公式吗？

R0 = βN/

在这个公式中，β 代表的是传播率，使用这个字母主要是担心如果不是数学家或者不是希腊人会引起误解。β 在这个简单的表达式中代表的是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分数值，一个乘数。这个公式的意思是如果 β 的值发生大的变化，R0的值也会发生大的变化。你的记忆力足够好的话就会记得R0是疾病暴发的一个衡量值。

有些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从一开始就具有在人类当中高效传播的能力，尽管它们在其他宿主身上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偶然地就具有在人类当中传播的一种适应性的行为。2002~2003年在广东和香港出现的SARS-CoV在疾病暴发之初就具有这种能力。不管这次暴发之后SARS-CoV藏身何处或者为什么隐藏起来，它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亨德拉病毒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病毒只能在马匹当中迅速传播却并不能在人类当中传播。 病原体可以通过在人类宿主身上变异和进化来获得这种人传染人的能力。你注意到过15年前被疾病专家称为H5N1型的持续暴发、感染率较低的禽流感吗？尽管这种禽流感病毒没有造成人类大规模的死亡，却引起了疾病专家的忧虑。猪流感周期性地在人类当中出现，有时能够造成疾病的大流行，有时并不如预计的那么糟糕。但是禽流感却属于另外一种对人类非常有威胁的病毒。流感科学家对这种病毒非常担忧是因为他们知道H5N1流感具有如下的特点：在人类体内毒性极强，发病率较低但是致死率较高；在人类之间的传播能力差。如果你感染了这种病毒，很可能会导致死亡，但是除非是由于屠宰感染的禽类，否则不太可能感染禽流感。很多人不会亲自屠宰自己养殖的禽类，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尽全力地保证我们包装在塑料袋或者其他包装中处理的死亡或者肢解的禽类没有感染上病毒。但是如果H5N1变异或者重组的方式得当，进化得适应在人类之间传播，那么H5N1将成为1918年以来导致人类死亡最大和最快的疾病。

病原体是如何获得这样的适应能力的呢？基因改变是个随机的过程，是个看运气的游戏。但是如果机会足够多的话就可能增加病毒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也就是说，机遇能够提高进化所带来的改变。变化的机会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又和琼·爱泼斯坦的话吻合了：机遇。

和爱泼斯坦连续几夜捕捉蝙蝠的活动之后我们回到了达卡，我回到了ICDDR，B，和那里的科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因为我想了解有关立百病毒在人类当中传播情况的更多信息。我和史蒂夫·卢比率领的传染疾病项目组的几个人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个是一位美国的流行病学家，名叫艾米丽·格利，她年轻的时候作为外交官的孩子在孟加拉国生活过几年，成年后才回到美国从事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格利30多岁，留着棕色的卷发，脸上有淡淡的雀斑，讨论疾病调查方面的重要细节时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曾经协助调查过2004年法里浦地区的疾病暴发，当时确诊了36个病例，其中死亡27人。法里浦这次疾病暴发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在于这些发病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由于和一个人，也就是超级传播者接触之后才传染了此病的，这个超级传播者就像是坐在传播网正中的蜘蛛。

这个人是一个宗教领袖，是伊斯兰一个非正教派别非常受人尊重的领袖。这个派别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非正式团体，在一个叫古赫拉米浦的村庄及其附近的地区有为数不多的狂热追随者。和伊斯兰正教派别不同，这个派别的成员不是一天祷告5次或者在拉马丹的时候斋戒。他们有时候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整晚不睡，祷告、吸烟或者唱歌。他们这种狂热的做法激起了周围信奉传统教条的忠实信徒的不满。所以当这个宗教领袖由于患上这种神秘的疾病很快就死亡、他的家人和追随者也死亡之后，邻居们都认为这是神的诅咒。

好吧，这可能是疾病暴发的一种解释，但是流行病学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

这位宗教领袖已经死了并且埋葬了，它的坟墓做成了神社，格利的调查团队到达的时候，疾病的暴发还在继续。4月初她和一些同事因为收到了法里浦一位医生紧急但却姗姗来迟的求助电话从达卡出发前往法里浦。这位医生警告他们我们陆续死去，致病的原因可能是立百病毒。格利告诉我，她们的车到达古赫拉米浦的时候，“情况非常严重。我们正好碰上了从村子里出来的送葬队伍，用白色的裹尸布裹着尸体，情况看起来不妙。”我们将昏迷不醒的亲戚从家里抬出来，向过往的来客寻求帮助。“村里有很多人都生病了。”医生们安排将17个病人转到法里浦城的地区医院，在那儿他们被收治在一个单独的小一点的建筑物中，也就是临时的隔离病房中，和医院的主楼隔开。这个“病房”是一个单独的大房间。格利和同事们开始从这些病人收集样本、询问病史。有些病人表现为严重的呼吸系统的症状。格利回忆说：“有一名男士坐起来和我们说话，一直在咳嗽、咳嗽、咳嗽，但是向我们讲述了完整的病史，第二天早上就去世了。”

“你们当时戴着防护面具吗？”

“我们戴着口罩。”他们戴着N95口罩，非常简单也比较便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标准的装备，对付细小的颗粒物的时候非常有效。如果她们事先预计到法里浦的情况的话，她们肯定会带些质量更好的N95口罩，但是现在格利最大的遗憾就是她们没有为当地的医护工作者和他们自己带去更多的N95口罩。由于当时是雷雨季节，一个炸雷在城镇上空响起，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停电了。灯灭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关闭了所有的窗户——“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发生的情况。”格利笑着说，神情非常严肃。早上的时候，除了那个不停咳嗽的男士还有另外两名病人死在了这个拥挤、闷热的房间里。

格利收集了这次访谈的数据，她在绘制流行病学曲线的时候意识到“这个医院病房里的每一个人都和一个人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一个特别的人——“几个星期前也在这个病房当中去世的一个人”。她指的是那名宗教领袖。这次的发病模式和以前的立百病毒暴发的情况有所不同，以往的立百病毒暴发时，绝大多数病人好像都是从某些环境因素中感染了病毒，而不是通过人之间的传染，而且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的症状而不是呼吸系统的症状。曾经有一段时间，格利的团队还怀疑法里浦地区的致病原因是否为立百病毒。后来样本被送回亚特兰大，立百病毒检测呈阳性。这时，CDC派出一小队专家与格利和她的同事们协同工作。

在法里浦开展的调查使我们对立百病毒产生了新的了解——对这种病毒来讲，人传染人的情况远比预想的要重要。36个病人中有22人的病情和那名宗教领袖有联系。这些人在这名宗教领袖病危的阶段曾经聚在他的身边。根据推断，他们可能是通过空气中的雾状病毒，或者通过接触、唾液或者其他某种直接传染而感染了此病。另外14例中有几例的情况似乎反映了这种病毒能够通过人传染人的情况。附近村子里有一名人力车车夫，他在椰枣树成熟的季节就去收集椰枣汁。他发病后由他的母亲、儿子、姑姑和一名邻居照顾，后来他们都生病了。这名人力车夫的姑姑受到了自己哥哥的照顾，她的哥哥从自己居住的村庄古赫拉米浦来到这个村庄，而她的哥哥就是那名宗教领袖。这个教派的一个感染的信徒，病情不断恶化，于是在另一名人力车夫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这名人力车夫也一并传染上了这种疾病，大约10天后死去，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

立百病毒就这样在一个社区当中像谣言一般不断传播开来，而不是从天空而降的神的诅咒或者蝙蝠的粪便。而且这种病毒无处不在的情况也得到了联合反应小组的另外一个发现的证实。这些证据显得尤其令人毛骨悚然。调查人员从医院中5周前一间收治过立百病人的病房的墙壁上和这名病人曾经住过的病床挨着地面的床脚上提取了拭样。由于缺少漂白粉和劳动力，这些地方并没有清洗过。从墙壁和床脚上提取的一些拭样的立百病毒RNA检测呈阳性。我要重申一点：病人呕吐出的立百病毒的片段5周之后还仍然存在，不为人察觉，装点着这间病房。对清洁人员来讲，这样的呕吐物就代表了污染，而对于病毒来说则意味着机遇。

我和拉塞达·肯进行了交流，她是一名医学人类学家，她的办公室就在艾米丽·格利办公室的南边。肯是一名孟加拉国人，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脸上带着严肃、职业的表情。她的工作是调查影响类似法里浦这样的疾病暴发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她曾经到过法里浦，用当地的语言——孟加拉语访问过那里的村民，以便收集我们行为和态度方面的证据以及了解每位病人都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她提到了神的诅咒以及这种宿命的想法可能会使某些病人打消就医的念头。她还帮助我理解了那种人际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她所在的这个国家的特点，可能和疾病的传播有关。她说：“在孟加拉，身体的接触非常普遍，我们经常拥抱或者握手。”出于关心，这种身体的接触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还会增加，如果这个生病的人是像古赫拉米浦那个宗教领袖那样受人尊重的人物，那么这种身体接触则会更多。追随者热爱这个宗教领袖，并且认为他离真主很近。他在病榻上垂死的时刻，我们来到他的床前，希望得到他临终前的抚摸，或者在他耳边轻诉对他的祝福，或者抚摸他的身体，或者给他递上一口水、牛奶或者果汁。肯解释说：“这是这里的一个风俗，将水递到垂死的人的嘴边。”很多人来到他的床边，俯下身把水送到他嘴边。她说：“他一直在咳嗽。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他喷出的雾气。”

我觉得她想说的是“脸上”，但是我像个傻瓜似的打断了她。

“雾气？”

“是啊，口水啊。”肯说，“当时他一直咳嗽，所以唾液……我们告诉我他一直在咳嗽，他咳出的东西、口水落到我们的身上和手上……”她省略了这些想法，让我自己去填充这些空白。她还提到洗手和握手不同，并不是孟加拉人通常的做法。那些不幸的信徒以及宗教领袖的家人可能在送走这位领袖最后一程离开后，沾上了这位圣人的口水，然后通过用手揉眼、拿食物或者其他方式感染了这种病毒。不一定是非要喝椰枣汁才会感染这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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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的时间里，我曾多次到过ICDDR，B，这个地方在达卡附近的莫哈卡里一座高墙后面的几座大楼里。除了与肯和格利进行了交流，我还和那里几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一些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交流，他们为我提供了研究立百病毒的很多视角和深刻的见解。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乘坐的出租车穿过达卡拥挤的交通后错停在了另外一个大楼的门前，但是我也辨不清方向，就直接走错了门进到了这座大楼当中。这不是史蒂夫·卢比主持的传染疾病项目组所在的那座光鲜的大楼，而是以前的霍乱医院。

一位热情的孟加拉国男士，注意到我迷路的神情，就问我要到哪里去，用手指给我说 穿过这个医院就能到达我要去的地方。一个士兵打开了下一道门，还给我敬了一个礼。没有人向我要证件。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开放的病房，两边摆着十几张病床。有些病床空着，没有铺床单，露出了中间带着便盆洞的红色或者绿色的乙烯基床垫：这里显得阴冷、残酷，随时准备接收下一个病人。其他的床上躺着很多骨瘦如柴、正在经受病魔折磨的病人，这些棕色皮肤的病人神情哀伤，或者独自躺在床上或者由亲属在旁轻声地安慰。突然我这样一个拿着公文包的白人进来了，走进了这些正希望引起医生注意的孤独的灵魂的身旁。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对坐在她床边的自己的孩子轻声说了几句，然后用手指着我。如果在大街上，这个手势可能是好奇或者乞讨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这个手势意味着希望——深深的希望，希望得到解脱，但是这种希望所托非人。我将目光移开继续向前走，我非常清楚自己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知识，没有接受过培训，也没有药物能够帮助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想得越多我的心里就越难过。穿过走廊和其他几道门，接受了另外几名士兵的敬礼后，我终于找到了去往下一个采访地的路。

这家霍乱医院建于1962年，是以前一个霍乱研究实验室的附属医院，后来这两个机构都被合并到ICDDR，B。这家医院每年为100 000多人提供免费的治疗，不仅收治霍乱病人还收治血痢和其他腹泻疾病的患者，很多病人都是6岁以下的孩子。住进这家医院的孩子有80%都营养不良。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病人能够活下来。我也不知道每年孟加拉国洪水季节到来时，受到污染的水流进村庄和难民营后会发生多少例霍乱病例，因为很多病例并没有报道而且全国范围内也没有系统的统计。据权威估计：这个数字为100万。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对一个富裕的访客来讲，孟加拉国吸引人、令人恐怖和惊叹的现象表现在很多方面。在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你是一名贫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你没有钱就很难有健康的身体。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这个国家数千人死于霍乱、其他腹泻疾病、肺炎、肺结核和麻疹。注意这些疾病都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神秘的人畜共患病。至少在 正是这些病使得立百病毒引起的脑膜炎的影响也相形见绌。

为什么人畜共患病这么重要呢？在我追踪这个题材的6年时间里，我听到过几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且不算上癌症、心脏病这样的先天疾病，只想想全球范围内已有的传统的非人畜共患病引起的传染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比如霍乱、伤寒、肺结核、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疟疾吧——人类为什么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由蝙蝠、猴子或者不知道从何处传染给人类，只偶尔导致几十或者几百人死亡的这些新出现的传染病、这些异常的现象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样几个引起科学家好奇心的疾病，在其他传统疾病继续惩罚人类的同时关注这些新出现且影响相对较小的疾病是不是一种误导呢？误入霍乱医院、看到那位母亲期待的目光后，我发现自己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痴迷于人畜共患病？考虑到人类经受的大量的疾病折磨，是什么使得我们这么关注人畜共患病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有很多。有些答案非常复杂、引人深思；有些答案非常主观；有些答案非常客观而且直接。其中最直接的一个答案就是：A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