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最为人熟知的话，也许就是他在临终之时说下的那八个字了：。唱绝的学心称堪都个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而实际上，王阳明的临终遗言是有三个版本的，且都有权威的出处。其中缘由，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三种遗言，当我们细细体会去，全都指向心学的极深处，每一个都堪称心学的绝唱。

王阳明是在归乡的船上病逝的。那。逝而目阖便”。言何复亦时船到了离江西南安不远的青龙铺，距他的故乡浙江余姚还很远。时间是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公元1529年1月9日上午8时左右，弥留之际的王阳明，让家童把唯一在身边的弟子周积叫进船舱，然后徐徐睁开眼睛对他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问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阖目而逝。

这便是第一个版本，以及最著名的版本，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三》中。这个年谱，是由王阳明的高足及最亲近弟子之一的钱德洪编纂的。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句话之所以深入人心、传之最广，是因为最好地代表了王阳明的一生，以及心学的根本精神。王阳明一生学问归本于良知，这种精神，正如他晚年在《中秋》诗中所说：“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这句话也深深打动了我，原因却不是上面这些，而是王阳明临终之时、说出这句话那刻，所处的情境。如果你能设身处地地站在他当时的处境体会，你才会知道，这句话是他抵达一生的生命高潮后，迅速归入的无尽宁静。就像一颗巨大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然后迅速归入夜的沉寂中。这时绚烂虽已没，那种无尽的悠远和深沉的意蕴，却无声地弥漫开来。

这要从王阳明的归乡之旅说起。王阳明的后半生，基本都是在贬谪、宦游和征程中度过，如果你完整读过他的传记，就会知道他后半生内心情感的主旋律，便是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与门人讲学生活的向往。这种情愫贯穿了他的后半生，直至生命的最后。那时他刚刚完成一生最后的征程，平定了广西思恩、田州的叛乱，结束了八寨、断藤峡的最后一战。

这王阳明一生“三征”中的最后一征，本是他抱病推辞却不被允许，无奈之下才勉强接受的，征讨结束，他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坏到了什么程度呢？在给朝廷的捷报上疏中，他自述道：“遍身肿毒，喘嗽昼夜不息，心恶饮食，每日强吞稀粥数匙，稍多辄又呕吐。”在给黄宗贤的信中，他又写道：“遍身皆发肿毒，旦夕动履且有不能。”到了 他在给何廷仁的绝笔信中写道：“又增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至今遂两足不能坐立……”已经连坐立都不能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征战地又多是瘴疠暑热、水土不服的环境恶劣之地，打仗又是极辛苦的差事，朝廷又只知压榨他的才能而毫无顾惜之情，王阳明这时已经几近于油尽灯枯。

这样的勉力支撑，就是王阳明对家国百姓的担当。可是他也是一个人，有自己的心情和愿望。在战事了结后，他两次奏请归乡养病，却迟迟得不到朝廷的回复，最后只好下定决心先行乘船出发，边走边等朝廷之命，以致只能日行五十里，而逝于中途。假如他能早早得到朝廷恩准，或者不去顾及对朝廷之忠，也许就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故乡了吧，那便至少不会留下这个遗憾，能够最后看一眼故乡的山水和故人。这个决心里，不知道有没有他对自己来日无多的预感，那个思念故乡和牵挂讲学的心底情愫因而也愈加得强烈。王阳明是十一月出发，这个月还没过完，他便走了。

是的，当我们站在王阳明这个人的角度看，他的生命是有遗憾的，而且对于他无比强烈和巨大。他在生命最后有些孤注一掷的行为——在他逝后也为他惹来了大麻烦、佞臣谗言之下嘉靖帝震怒而削去其伯爵封赏及子孙世袭、其学问也被打成伪学，就是他半生情愫涌动的高潮。而就是在这样的遗憾情境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还用多说什么，仅此我们便已经能够体会王阳明生命的巨大张力，以及心学和儒家的精神归宿是什么了。

这让我想起了魏晋玄学里那个经典的论题：“圣人有情还是无情？”从王阳明身上看，他当然是有情的，而且无比地深情。阳明以开悟姿态援禅入儒，在儒学内确立和集大成心学一派，无疑开天辟地之功，又堪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千古第一典范，“圣人”这顶帽子，他是有资格戴的。我更想起了王弼最后对这个论题一锤定音地解答：“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当王阳明说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时，不正是对这个答案的最好注解吗？

所谓生命的张力，所谓心学和儒家的精神归宿，全在这里面。或者可以说，一切生命的张力及大丈夫顶天立地的姿态，都是从这有情而不为所累中出的。

那么有情而不为所累，如何才能做得到？依凭的又是什么？王阳明强调了太多实落用功的重要性，讲了太多工夫方法，后人的解读和理解上更是五花八门，充满分歧而常常莫衷一是，在我看来都是因为没抓住致良知之外心学工夫的另一大要点。这要点只是一个字，是阳明常常无意中就会说到的，我们却即使看到也大大忽视了。

阳明心学与《大学》的渊源甚深，阳明一生学问都囊括浓缩在《<大学>问》中。这是心学集大成的精华之作，是王阳明病逝前一年在最后出征之前与钱德洪的问答，钱德洪称之为“师门之教典”。就是在《<大学>问》里，王阳明解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工夫次第，反向推导至致知时，把致知明确地解释为致良知。作为天命之性、心之本体的良知“自然灵昭明觉”，能够“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有着对是非善恶的先天准确辨别力和判断力，只要遵循良知的指引行事则意自诚、心自正、身自修。此即本体工夫，王阳明一生学问的得意和得力处。

然而致知之前还有个格物。格物可以说是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根本性的概念了，不仅在《大学》中是工夫起点和根本之一，在阳明心学中也同样如是。致良知之所以要以格物为基，王阳明说因为致良知不是“悬空无实”的，而是必须“实有其事”，所以“致知必在于格物”。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王阳明接着说了一段重要的话：“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说白了，就是致良知必须要在事上、必须要借助于事，事上的着眼点则是“意”，下手处则是“正”，把不正之意扶正，意正事自正，便是为善去恶，便是格物。

常见人说心学与禅之别，要害是在这里。要承认心学与禅在本体上绝无相异，但在导向上心学则有着明确而强烈的事之倾向，“良知”这个词自带的情感色彩也明确呈现了这一点。禅宗也说日用是道，但没有涉及真正的入世，在这点上心学要更为彻底。禅总归是更关注心体多一些，阳明心学则特别重视事，事的重要性至少是与心体对等的。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而然、浑然天成，所以心学何止是王阳明对儒学内涵的拓展，又何尝不是对禅学内涵的拓展。道不离物、体不离用，阳明心学在这点上展现得更完全。而“正”，正是我所说致良知之外心学工夫另一大要点的那个字。

所以在弟子陆澄收到儿子病危的书信而忧闷至极时，王阳明对他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理由则是既承认“父之爱子，自是至情”，但“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以此引申开来便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这可以作为王阳明对七情六欲之态度的代表——不能没有，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人之为人。但不能过，《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即心体和良知的状态，“和”则是良知之体的外在展现。所以“才过便非心之本体”，王阳明说七情六欲的失去中正有两种情况，过和不及，但“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所以要重点关照这个过。那么反过来不过之“和”也正是呈现心体的工夫手段，“正”则正是动态的和。如果过了，“必须调停适中始得”，调停适中就是正，这个办法比起负面的控制压制和正面的出离超越，可要容易得多了，更妙的是不仅毫不影响且同样有助于回复本体，而且落在自心和世事上也更实际可行。适中和不过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没有绝对也允许波动，只要能不被七情六欲牵着鼻子走，保持着明白和摄受的主导，有一份收得住之意。也即俗话说的有“度”，能hold住。良知之体用，都能在这其中呈现和有序运行。

还有人曾问王阳明念头无法止息怎么办，王阳明也答“念头如何息得，只是要正”，一切念头皆是本体妙用，没有用也就没有了体，又如何能息、如何可息。所以只能去正，念头之正，同样是不被它牵着走。

善与恶、公与私是阳明心学中的重量级和代表性观念，可以概括一切事的性质，而从上面可以看到，它们全都可以归于“正”之一字，只是个正与不正。这是一种伟大的转换，因为可以让人摆脱善恶是非的尖锐对立和不能并存，而逼近本来一体，善恶是非皆是人认知局限和内心虚妄下的自造作，故阳明言：“善恶只是一物。”西哲罗素亦言：善恶如同一条路的上坡下坡，本质仍是那条路。善恶只是一种向外和向内、开放与封闭的公私趋向罢了，善实际是包含了恶的、公实际是包含了私的，它们是格局关系，而不是取舍关系。正与不正则很好地呈现了这一点，天理本是正，不正皆来自我私，有我私故有偏向，所以才会过，不过所以能逼近本体。说白了就是你格局够不够大，而跟是否有欲无关，只要心能归于本体之正，则人欲便皆是妙用，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省察克治、事上磨炼等心学工夫法，也只有把定这个正字，才算摸到了机关和要害。

但要注意良知与正的关系——在阳明心学中，致良知的遵照良知指引与事上调和成正，不仅重要性对等，也是相辅相成的。调正才能合乎心体的展现状态而呈现心体，同时调正又必须结合良知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就像恶事本身就是不正，不能在此不正上再谈正与不正，比如不能说少杀几个人就比多杀人要正。也就是相对中要有绝对，相对归调正，绝对归良知。调正才能愈加呈现良知之精明，良知精明才能更有力地促进调正。所以良知与调正必须是要结合起来的，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一体，不过是一个偏主观一个偏客观，一个在乎性一个在乎相。但总归是要归于自心上完成，从这个角度说就是王阳明的一句话：“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如果上面所说还不够有说服力，就再来看阳明心学最高概括的“四句教”，也正是围绕这两个核心展开的。前两句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实际指向的就是体与用，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意之动的“意”就是用的发端，阳明所谓“意之所发必有其事”，它从心体而生所以能够沟通心体；意之发动便必有正与不正，阳明所谓“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意的正与不正自然就决定着能否沟通心体。所以这两句其实同言根本，而不是只有心之体才是，还要有个意之正。至于后两句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则纯言工夫了，一为遵循良知，一为格物归正。

所谓“大中至正”，大中即性之本体，至正即相之本来。心学工夫，如此才算看见了全貌，合之才能事半功倍。

而这些，就隐在“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句我们最熟知的遗言背后。七情六欲有而 世间之事力行而不陷，便是有情而不为所累的内涵和方法所在。这就是第一个版本的遗言所指向的心学极深处，以及阳明心学的第一重绝唱。阳明言工夫：“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良知如此，归正亦如此。

有智慧的人，皆有数。有良知的人，皆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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