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893年12月26日，新国内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虽然他是母亲的第三胎，但因为前两胎均夭折于襁褓之中，所以就顺理成章成为家中的长子。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儿巨石，认作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儿，叫石三伢子。

在国内，关于帝王出生，都有奇异的传说，如：太昊伏羲氏的母亲踩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心中有感，此时身边有彩虹围绕着，于是就怀孕了，后来在成纪生下了伏羲；炎帝神农氏的母亲安登，与神龙相感应，在烈山生下了炎帝；黄帝轩辕氏的母亲附宝，见雷电闪光围绕着北斗，心有感应，后怀孕，生下黄帝。

毛主席的出生地韶山，据史料记载：“韶”是帝舜有虞氏庚寅五年作的乐曲，名叫《大韶》；“韶山”因帝舜南方巡行视察时，在此地听过乐官演奏《大韶》而得名。“冲”是湖南老百姓对山间小块平原的称呼。韶山冲就是韶山中一块夹在两座山林之间的平地，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对于20世纪屹立于亚洲东方的世界巨人——新国内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他出生时并没有发生任何奇异的现象，至少我在史料中找不到相关的记录。也就是说，毛泽东成为新国内的领袖，既不是玉皇大帝恩典册封，也不是哪一个天神下凡附身。

是谁把毛主席推上如此崇高的位置呢？是劳动人民。1975年10月8日，毛主席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人民就是上帝。”据在毛泽东身边做拍摄工作的舒世俊回忆说：有一次到下面调查，毛主席突然问地方官员：“你们信不信上帝？”大家只是鸦雀无声地呆坐着，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不信，我信！”干部们惊呆了，没人吱声。毛主席望着大家深情地说：“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其实，早在1944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毛主席：“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主席明确回答：“人民给的

毛主席为什么会对劳动人民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一方面是在革命战争中建立下的军民鱼水情，另外恐怕还有其他因素。这里我简要分析一下毛主席童年的寄养生活，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的影响。

《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幼年大部分时间在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度过。外祖父家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务农为业，生活比较富裕。他同表兄弟们一起生活，六岁开始作些田间零星劳动。因受母亲影响，幼年曾信佛。……1902年春，从唐家圫外祖父家回韶山，入南岸私塾读书。”

萧延中在其《巨人的诞生》中记述：“毛泽东两岁时，因母亲又怀了孕，就被送到湘乡四都唐家坨抚养。直到8岁，他在这个4世同堂的大家族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生活。……唐家圫外婆的后山有个龙潭坨。……就是这个龙潭坨，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2至8岁，这正是儿童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外婆家，毛泽东每天都同表兄们无忧无虑的漫跑在乡野的大自然中，一起放牛、打草、拾粪，……农家的田园浪漫深深的吸引了他，以致因乐不思其家。每次韶山来人，他总是躲着，生怕别人把他带回去。……湘乡唐家坨正是毛泽东眼中最初的世界，也是他观察和体察人生的最初起点。

毛主席的童年生活是不是像萧延中所说的那样愉快、美好、无忧无虑？我在《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等相关资料中，都没有查到这样的记述。关于毛主席早年的“个人历史”，最权威的史料是1936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连续几个晚上采访毛主席的记录。

斯诺是这样写的：“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我并没有把它做文学上的加工，下面就是这样做的结果：”

毛主席给斯诺首先讲了自己的出生日期、父母姓名、家庭状况以及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但对外祖父一家以及唐家圫基本上只字未提。只有讲到16岁时，自己在湘乡新式学堂读书，提到过表兄文运昌，而且还说他表兄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由此可以推断，毛主席的童年生活并非像萧延中所说的那样愉快、美好和无忧无虑。因为在旧国内，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必然有很多繁缛礼节，而且家法族规是很严的；一个大家长，是有行使家法族规权利的。所谓家法族规，就是文化系统中约定俗成的、不一定是文明规定的、以民间法或习惯法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并被我们感知和默认的一些陈规陋习，如三纲五常等。

这些陈规陋习被鲁迅称为“吃人的礼教”，是毛主席从小就强烈反对的。比如：毛主席向斯诺谈到他的父亲时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分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虽然毛主席对自己童年的寄养生活只字不提，但我们通过鲁迅的童年生活片断，可以从一个侧面推断出毛主席的童年寄养生活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产生的影响。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比毛主席整整大12岁。但他们都出生于腐朽没落、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末期，都生活在新文化、新思潮不断冲击封建旧体制的时期；他们可能经过相类似的童年，都有过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吃饭的经历；他们可能都亲身感受过封建大家族中亲情的虚伪和冷酷无情，都亲身感受过劳动人民的生活艰难和纯朴真诚。

鲁迅11岁的时候，有个本家的长辈送了他一本《二十四孝图》。这在旧国内是一本流行极广的封建道德教科书，里面叙述了历史上和传说中的24个著名的“孝子”的事迹，来作为我们的榜样。这本书所宣扬的总的精神是：子女是父母的私产，应该无条件的遵从父母一切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意见，毫无必要的为父母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自己的生命。这种道德观念显然是极端反动的。对这样宣传残忍和虚伪的故事，鲁迅更是非常憎恶。同那些专讲封建伦理的长辈疏远起来。

1893年，鲁迅13岁的时候，祖父入狱。鲁迅到绍兴乡下皇甫庄大舅父家中去避难。到乡下去，鲁迅总是高兴的。一年前他就到过安桥头外婆家。那真可真是鲁迅的乐土。但这次到黄甫庄，他在亲眷中遭到了冷遇，被视为“乞食者”。只有穷苦农民对他依然热情，他们的孩子仍像往常一样同他一道玩耍。这种对比给了鲁迅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初步看到了剥削者的虚伪和劳动者的纯朴。在和劳动人民日益亲近的接触中，鲁迅也体会到了他们的酸辛。

毛主席童年寄居唐家圫外祖父家长达6年之久，有没有像鲁迅一样受到过封建礼教的约束？有没有像鲁迅一样受到过亲戚们的冷遇和白眼？有没有受过表兄弟、表姐妹们的欺凌？这些问题都随着毛主席的逝世而一同作古，后人无从考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主席和鲁迅一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7月14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的《湘江评论》创刊，毛主席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创刊宣言， 就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他接着回答了“人类应如何生活？”的问题，他说：“……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他在文章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这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我认为毛主席的童年寄养生活，对他的这种反封建、反专制思想的产生，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毛主席对斯诺说：“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这对毛主席一生的勤劳和亲近劳动人民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2022年12月15日于西安）

注释：

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1印）第1页。

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1版1印）第1-4页。

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1版1印）第15-17页，或见《綱鑑易知録》（中华书局1960年5月第1版）第23页。

见《毛泽东信奉“人民就是上帝”给人启迪》（2013年10月15日；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见人民网2010年03月27日《认真领悟毛主席“人民万岁”的深刻内涵》（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9期）。

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1-2页。

见萧延中《巨人的诞生》（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2月1版1印）第24至25页。

、、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版，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103至114页。

见《鲁迅传略（朱正著）》（作家出版社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4-5页和《鲁迅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1版）第8页。

见《鲁迅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1版）第9-1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70-272页。

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版，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106页。